我离职后，丝毫没有料到基金会三个箭头的标志会再次出现在眼前；这次它不仅呈现给了我，还呈现给了无数平民，基金会在一夜之间曝光了。
我承认我加入基金金只是贪图那里的工作岗位与优渥的薪水，然而毕竟也在其中作为研究员平心静气地工作过，明白曝光意味着什么。可现在我这些我曾经的同事并不如何慌张，太阳也照常升起，没有太多末日将临的预示。他们在小区楼下安排了小桌子和马扎，欢迎我们把平日里的超自然事件报告过去；还新建了一个集装箱房作为委员会驻地。仅此而已。
人们不怎怕基金会，因为报上去的事情不论虚实大小总不会引起基金会文员的反感；文员们甚至会与他们有说有笑。有时上报的事情恰巧与己知的哪个项目符合，文员便打开本子给他们比划着讲解。即使平民的仍是半信半疑的态度，但明显已经小小地接纳了他们。
基金会似乎在渐次地把自己介绍给平民，这让我得到了信心。我拿着曾经的带着基金会水印的本子，询问文员基金会为何被公之于众。文员疲倦地扇着风，黏稠的空气在发闷的集装箱里打转，他回答说，这是为了更好的保护人类，因为显然，让人们多了解自己生活中可能的异常不是坏事。我明白这只是套话，只介绍不引起人们恐慌的低危异常只会让他们放松警惕；介绍太多又会让他们疑神疑鬼。但在我进一步追问前，他就接着说，这是内部决策，而我仅仅是个平民。
这毕竟是对的，我于是走出去，正看到广场上搭着高台。人们拥簇在四旁指指点点，而台上有几个穿制服的人在说着什么。我凑近参差浮动的人群，看到台子上原来有标语：这是站点六十六的人们，正是他们在暗处收容着本城市的异常。啊，我想，那其中必然有我的同事们，那个秃头的老王，比我还小一届的小李，曾经把咖啡洒在电脑上烧坏了文件的小杜。我眯着眼睛往台上看。他们应当在那的。
他们的确在那，他们拿着话筒做了自我介绍，可是，为什么我一点也看不清他们的身材与脸面，他们的制服是两个色块，脸是模糊的平板，被口鼻与眼睛的阴影弄得有些乱；毕竟隔了这么远，而他们在高台上。可是麦克风，那麦克风也变质了吗，从那之中吐露的音节，缠绕上嘈杂的气音，怎么让我也分辨不出他们的声音了？
我站了一会儿，挤不进人群，只得回家。但曝光带来的不安让我终于决定返回基金会，至少听闻一些关于这决策的只言片语。我翻箱倒柜地找出了已经泛黄的当初的入职表，重新填写一次。
在我再次申请入职时，文员颇为热情地接待了我。离职员工的回复很快，明后天，或许下周，就会担任我先前的职位。但文员还拉着我上了高台，拿着麦克风介绍——这时麦克风喷出的倒是本音，大概是我离本人比较近——“这是基金会的于一诺先生，尽管曾经短暂休假，但现在愿回归与我们一起担起保护人类的重责。”我有点无措地向台下张望，看到人群里有穿制服的老王，小李，小张；让我亲切的人们，他们被分散挤压在更多的人中，男女老少，挨擦耸动，发问或揣测我这个正在与他们相同而要即将不同的人知道些什么，会做些什么，一字字地艰难笃定地念出那些陌生的基金会术语，蜂起的话音萦绕钻动。我看着台下那些依然模糊的人影，不知为什么来到台上却还是只看出一片凹凸，是我离他们太远，还是台子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