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水消失在水中。
现在长官来到了上一个人的面前。他轻缓地半跪，以使他的视线与那人的脸平齐。他暂且垂下握着银制匕首的、沾满血污的右手，用相对干净一些的、脱去手套的左手搭在那人的肩膀上。“你有什么遗言吗？”他用已重复过许多遍的宽厚语调问。
那人发出一些吃力的嚅嗫。这是常见的：感染会先使手脚无力，然后侵染至全身；一名感染者便缓慢地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权。严重者，连挪动嘴部的肌肉也变得十分困难，需要费力地吐上半天气，才能说完一句完整的遗言。也不得超过三句，因为我们都理解现在所占用的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留给喘息的那一点时间。在说罢之后，长官举起镀银匕首，庄严地念出那段仪式用辞。
“以此星球的所有生灵、所有族群、所有文明之名……”
后面还有许多繁杂拗口的词组，我本可以随口背诵，此时却在脑海中散佚，无力从中捡起一字了。可能是在之前的战斗中失血过多，或者感染已经侵蚀听觉。只能听见一字一顿的低沉音节，如鼓点从遥远的地方滚过，不可分辨。我只知道长官是一个字也不能念错的。
在长官的身后，站着几个面目不清的队员。我协助过几次净化仪式，知道他们负责记录每个感染者的遗言，以及担任见证人的角色。沿着走廊，感染中末期的队员们挨个靠墙半躺，长官从那边过来，挨个将匕首插进他们的心脏，用力左右旋转直到作为感染机能中枢的心脏被完全破坏。角落里还有更多的人。死去的感染者被堆在那里，经由这番处理，不再异变为下个阶段。这是个简陋但必要的仪式。走廊开着所有的灯。被射灯照亮的基金会标语在苍白中溶解，队员的身影消退着，清晰的变成模糊的。就好像我的意识已提前被虚无占据了。
那个人——那个接受仪式的人，开始发出一种窒息般的嘶鸣，如此费力，远甚于他先前挤压肌肉说出的一言半语。似乎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谁在仪式中反抗。即使想要反抗，也不会有力气挪动手脚。因此，恐怕也无从知道有谁在最后一刻后悔了没有。我试图看清那人长什么样子，但视线总不甚清晰。只见到他夸张地抽搐几下，不动了。
其实并不一定需要用镀银匕首。在先前的战斗之中，我们只需拿枪瞄准感染者的心脏，然后砰——这就能中止它们的一切生命活动。只不过匕首可以节省一些珍贵的资源，用以对抗感染者的资源。也不需要念什么祷辞。我们所阅读的收容文件以及所有的实验记录都从来没提过它，更遑论什么背得一字不差。我们都知道净化仪式，都知道感染的队友必须先经过它方能赴死，这一过程必要、神圣且不容侵扰。我们思考它。我们都心知肚明，但绝不会大声说出来：它对于压制感染毫无作用。
它不会激活某种机制，不会取悦某种神性，它是做给将死之人和赴死之人看的。非要说的话，只是一种人文关怀。
基金会式的人文关怀。
我无端地想起电影中的情节，执行者问将死者有什么宗教信仰。我不信教，但一切生灵的存亡和万古常态，在如今千疮百孔的世界或许也只是一样的骗人的东西。可即将撒手的人，与所珍视的万事万物切断联络之时，在行将降临的虚无前，哪怕明明清楚是聊以慰藉的谎话，竟也无法抑制产生紧抓住的渴望。
我转头看向另一个等待着的伤员，他的轮廓与特征正逐渐融化在盖满视线的喧嚣噪点里。这个场合恐怕不适合聊天，别人也没有心力回答我。——再说，我能问些什么呢？他们还能回答些什么呢？
长官来到了我的面前。他在我身边半跪下来，让我能直视他——这时候我看清了一些。他右手拿着的匕首，尽管已略作擦拭，却仍然沾着上一个人的干结血污，还有上上个人的，上上上个人的。它会与污物一同送进我搏动的心脏，来回捣烂心室、心房与肌腱间的结构，我会体味从未有过的痛楚，生理性地抽搐和失禁，肺里残存的气体发出咕噜的声音。然后我会被搬到角落里堆积的尸体之上，淌着血块和涎液，浑身灰尘与泥土。
我忽然觉得我死得毫无尊严，尽管不是在某场实验中疯掉、被吃掉、消失在不知何处的黑暗里，也不是在荒郊野外异变成那些东西之一，更不是作为一个普通人在无助和无知中死去。我被战友们一路拖回来，接受敬意的注视和告别，但我仍然觉得毫无尊严。在这场面对异常的无休无止的战争之前，每一个人类都毫无尊严。
长官问我有何遗言。我发现我的口唇尚能活动自如，只是忽然一个字也说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