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级的暑假，穿背心也会汗流浃背的时候，我从原来的小太阳小学转到了白玉兰小学。我并无太多印象，可能是因为那时还不知道分离意味着什么。我只记得新学校开学时站在校门两侧的高年级学生，像树一样高大。红领巾系在他们粗壮的脖子上，在灰蓝色的扬尘中随风舞动。
新学校的墙壁是用白砖砌成的，但并不干净。砖与砖的间隙里藏着泥土与污垢，砖块表面也总是被人填上了意义不明的涂鸦，有些是人名的缩写，有些是焦躁的圆圈，更多的是长短横纵不一的线条，从墙角划拉到另一个墙角，或者弯曲着圈下一大块空白的领土。最令人不解的，是一道从三楼外墙直直连到一楼花坛背后的蓝色钢笔线条，没人知道这是谁的杰作。我曾有很长一段时间醉心于解读这些线条，直到有一天所有的涂鸦和线条突然消失了，一点痕迹也没留——同样无人知晓这是谁的手笔。
我的新同桌，是一个鼻子塌塌的男孩，个子不高，有点胖，喜欢收集和摆弄新鲜玩意儿。他把抽屉里的书都塞到书包里，又把各种古怪的小东西藏进抽屉。断掉的蓝色口红、几片黄色的四叶草、老旧的游戏纸牌、一只死掉了但却一直不腐烂的青蛙，以及一根同样不腐烂的人类手指。我们争论了很久这是中指还是食指，因为它的长度实在可疑。他的字很丑，上课时也总是被窗外拿脑袋撞树的灰色鸟类分散注意力，所以老师们都不喜欢他。他旁边的座位一直空着，直到我转来。
他并不知道自己不讨老师喜欢。他的眼睛里总是闪烁着某种光芒，有时令我惊奇，有时又让我厌烦。有时我热衷于花费一整个课间和他辩论僵尸是否真的存在，有时我又懒得理会他接二连三的关于人鱼的发问。我并不把他视为朋友，但他却认为我是唯一能够倾诉的对象。他总是在午休结束时偷偷告诉我，他又趁大家睡着溜去天台、找到了一大堆稀奇古怪的宝贝。我总是回答他说：
“那你可真是太厉害了。”
他只把我的回答当作赞美，于是他说：
“下次我带你一起去寻宝！”
但每次他都没有带上我。尽管我并不真正渴望寻宝，但我依然常常为此感到一种背叛式的愤怒。
有一天，我看见他的桌子上多了一支吸墨式钢笔，他说这是他爸爸买来让他练字的。
“但我要拿它做一件大事！”
是什么大事？我有些好奇，但并没有继续问下去，因为上课铃响了。这是一节数学课，老师在讲台上挥舞着粉笔，我必须全神贯注才能跟得上他的语速。同桌显然不在意老师在讲什么，他一直低着脑袋，在抽屉里摆弄那些小玩意儿。
下课后，我趁着他上厕所的空隙偷偷地看了看他的抽屉。蓝色的口红缺了一小块，青蛙少了一颗眼球，四叶草不见影踪，他的抽屉里多了一个小杯子，里面是混浊的蓝绿色粘液。他把钢笔拆开，墨囊空空的，笔尖像鸟嘴一样，似乎在等待喂食。
“别动它们！”
他突然回来了，有些焦急但又很小声地对我说。
“这是重要的墨水！”
同桌想要模仿神笔马良，他想把画的东西变成真的。他告诉我他为了这件事筹划了很久很久，包括每天中午都去天台搜集材料，科学课的时候偷了几个小烧杯，还有乞求爸爸给自己买一支可以吸墨的钢笔。他说原料和配方都是他在梦里梦见的，是他去世的爷爷在梦里告诉他的。我对此表示十分不相信。如果用青蛙眼球、四叶草、口红就能做出神笔的话，应该早就有人做出来过了。
“必须是蓝色的口红，”他很坚定地说，“一定没有人尝试过把这些东西混到一起去。我会成功的！”
我没再理会。直到一天放学后他拉着我到男生厕所的隔间里，用那支钢笔在墙上画了一个圆圈。钢笔已经吸饱了混合液体，一点点在白色瓷砖上吐出蓝绿色的墨汁。接触到瓷砖的墨汁兴奋地放出紫色的荧光，散发出一股近似薄荷与柠檬水的气味。它并不如我想象中那样顺着墙壁向下滴，而是坚定地附着在墙壁上，随着同桌的动作勾画出了一个完整的圆形。
他的手臂微微颤抖着，汗水从额前滴下。我也莫名紧张起来。墙上的圆圈仿佛活了过来，线条扭动着，如同一根咬住自己尾巴的蚯蚓，有些痛苦，又有些兴奋。它将自己挣脱出墙壁的束缚，扑腾一声掉进了蹲坑的水池里，很快融入水中，重新变回了一滩浮于水面的蓝绿色液体。
“你看你看，”他说，“我就快成功了！”
同桌成功的那一天，我因为迟到被罚站了。走廊外面太阳刚刚升起，有鸟声，还有风在吹。我贴着墙壁，快要睡着时，突然听见一声尖叫，随即是一阵骚乱。整个教室的学生还有老师都急匆匆地跑到了走廊上，有的人用红领巾捂着口鼻，有的人不用嗓子似地大声尖叫。同桌也跑出来了，但他低着脑袋，显得有些不好意思。一阵淡紫色的烟雾从教室里飘出，散发着那股我曾在男厕所闻过的薄荷味道。它们像一群活泼的精灵，直直地向着树梢和太阳飞去，逐渐消逝在微凉的天空之下。
除了他以外，没人知道这股烟雾从哪里来。据说老师们调了监控，给我以外的其他孩子做了体检。孩子们都没事，但他们还是不知道烟雾到底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从那以后，同桌每天放学都要偷偷溜去天台。有一天放学后我实在忍受不了好奇心的折磨，偷偷跟着他上了天台。
其实我一直知道学校有天台，但从来没去过。我的好奇总是囿于周遭的一小部分事物，天台对我来说过于遥远，无论是牺牲宝贵的午睡，还是延长在学校停留的时间，对我而言都不是划算的交易。
我走过五楼的楼梯，越过一小段向上的台阶，又穿过一道破旧的警戒线，终于登上了天台。天台在通向黄昏的门框里，杂草丛生，四处散乱着金属材料和瓷砖碎片。我闻到熟悉的薄荷味道。同桌圆乎乎的身影在草丛间若隐若现。他似乎站在一堵老墙前，拿着那只钢笔急促地涂画着。我的到来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
我试着接近他，逐渐看清楚了那墙上的图画。那是一架飞机，但是模样很古怪，四只翅膀像鸟翼一样伸开，狭长的身体像蛇一样蜷曲。他大概是对着美术课本里的作品模仿的。机身是透明的，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舱室。同桌给这些舱室的功能作了标注，细小的文字像蚯蚓一样扭动。飞机并没有画完，似乎还缺少尾部的结构。
“不要过来！”
他突然大吼。我看飞机看得出神，没有注意到他也看见了我。
“我在周围布了地雷，你会受伤的！”
他在半空挥动着钢笔，黄绿色的油墨以奇异的弧线被从笔头抛出，在空中分散成一张雾网，网在草丛间，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那是“地雷”被触发的声音，像是过年时放的鞭炮。
“防护解除！好啦，快过来吧，”他说，“我还以为你没兴趣呢。”
“我们需要一个泳池，蓝色的，像海一样的，里面还会有不咬人的鲨鱼。”他说。
于是我把百科全书翻到泳池那一页，让他照着画。
“泳池边上得有餐厅，”我说，“不然会饿的。餐厅里要有机器人送餐，要有各种各样的肉。”
“有道理！”
我又把百科全书翻到餐厅那一页，但他的泳池还没画完，于是我又翻回泳池，同时用小拇指卡在餐厅页的夹缝里，以便来回翻阅。
“我有些饿了。”我说。
他拿笔在飞机外面画了一个汉堡，伴随着淡紫色的烟雾，一个真正的汉堡掉到了我的手中。牛肉、生菜、沙拉和面包。我用脏兮兮的左手把它塞进嘴中，肉制品那种诱人的腻味在口腔里炸开。
“我还是觉得……这很不可思议。”
我说。
他又画了一杯冰水，我一饮而尽。甘甜而清冽。
“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他骄傲地笑着，又重新投入那“伟大事业”的工作中。
这是一个中午。太阳光照不到长颈鹿遮阳伞下的我们，一只长得像电风扇的猫对着我们呼呼吹气。它们都是神笔的造物。还有一张圆饼形的床垫，柔软得像装了水的气球。
“我们还需要动物园、海战池、游戏厅……”他说，眼里闪着兴奋的光。“还有歌舞厅和酒吧，”我说，“那些大人们总是不让我们去的地方。”
“没错！不过歌舞厅和酒吧里面会有什么呢……”
“……不知道。应该是唱歌跳舞的地方和喝酒的地方，你喝过酒吗？”
“爷爷给我尝过，筷子上的一点，难喝死了。”
“我觉得还可以，”我有些得意地说，“我喝过姐姐的鸡尾酒，你可以画一点。”
但是百科全书上没有酒。同桌发挥想象，画了一只用尾巴举着高脚杯的公鸡。“这肯定不是鸡尾酒。”我说。“管它呢，”他说，“这肯定很好玩。”
是的。直到现在我也觉得很好玩。那些中午我们创造了更多好玩的东西：吃垃圾的鱼、消除疲劳的蛋糕、可以骑的鸟、连通家里的传送门、发射奶油的水枪，以及一键清理奶油大战的残局的机器人。但中午毕竟太短暂，太阳总是无情地在天空移动，午休结束的铃声总是令人不知所措地响起。收拾好一切回到教室里时，下午第一节课已经开始。由于缺乏睡眠，我往往会昏昏沉沉地晕过一整个下午。尽管小学的课程很简单，但我依然因为多次上课睡觉而被请了家长。一阵批评教育后，我失去了晚上九点半后再睡觉的权利。
“我可能不能再继续跟你一起画画了，”第二天来到学校，我有些窘迫地跟同桌说，“我爸爸说如果我再上课睡觉就不让我上学了。”
“他肯定是骗你的。”他说，“大人们打死也不会不让你上学的。”
我不置可否。到了中午，他一如既往地邀请我去天台继续完成那“伟大的事业”，我迟疑半晌，最终摇了摇头：“我还是睡一会儿吧。”
他有些失望，但也没有多说什么，独自一人离开了教室。我心里挺不是滋味，午睡时少有地做了个梦，梦见他坐在飞机的驾驶室里，冲着地上的我扮鬼脸。梦醒后我浑身都是汗，脑袋昏昏涨涨的，像是被人狠狠地揍了一顿。
那之后我再也没有陪他去过天台，他也没有再邀请过我。好几次我想开口问他飞机画得怎么样了，可话到嘴边又说不出来。我想，我是个恪守校纪校规的乖孩子，也许和他这样自由散漫的人就应该少有交集。事实上，自从他开始画飞机，他的考试成绩就越来越差，数学分数下滑的尤为显著。按理说，这种情况老师早就应该找学生和家长谈话了，但不知道为什么，班主任似乎一直都对他放任不管。
“他爸爸妈妈早就离婚了，都不想要他……”
“他爸爸根本不管他，老师肯定也不管了……”
同学间流传着各式各样的传言，我总是无意间听见，但终究无法求证。现在想来，真实情况大概是他的家长工作繁忙，常年在外，老师和他沟通过，但收效甚微，最后干脆选择放任。
同桌对于这些传言似乎毫不在意，我知道，他的心里只有他那未完成的豪华飞机。我能从他越来越明亮的双眼中看出他的兴奋。快完成了，应该很快就要完成了。我这样想着，心里竟然也有些激动。无论如何，我也算他的事业的半个见证人吧。
几天后的一个中午，他突然邀请我和他一起去天台。
“今天中午就可以完成了，”他说，“陪我去最后一次吧，不会怎样的。”
我没有犹豫，点了点头。趁着午休教室熄灯、老师不在，我们悄悄溜出了后门，踩着台阶一步一步走向天台。他在前，我在后，两人的脚步都很兴奋，越走越快，最后变成了小跑。毕竟长期以来的努力和汗水就快要结出丰硕的果实，这样的事情会让任何人心潮澎湃。
他迈上最后一级台阶，穿过警戒线，登上了天台。我跟在他身后，刚想也矮身穿过警戒线，却听见了一个成年人中气十足的怒吼声：
“你是哪个班的？现在来这里干什么！”
那是校长的声音，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个子矮，周一晨会的时候会被前一个班最高的同学挡住，校长讲话时只能听见声音，看不见人，所以我对他的声音印象格外深刻。他站在高高的杂草丛中，把同桌逮了个正着，没有看见我。我屏住了呼吸，悄悄地把身子移开，转身快步走下了五楼的台阶。
我不知道校长对他说了些什么，我身边的位置空了一个星期，书桌里的青蛙眼球、四叶草、口红等等杂物也被清理的一干二净——我也不知道这是谁的手笔。同学们对此似乎并不关心，没有人谈及涉及同桌的话题。一个星期之后，他回来了，身体有些僵硬，坐回位置上，对我露出了一个有点尴尬的笑容。我冲他点点头。
“那个……飞机怎么样了？”
我悄悄地问他。他似乎愣了愣，但没有回答，只是从书包里拿出文具盒，又从文具盒里取出了一支崭新的吸墨钢笔。蓝色外壳，闪闪发光，很漂亮。
“你换新笔了？”
他点了点头，但依然没有开口说话。上课铃声响起，出乎意料地，他一整节课都没有再看窗外的撞头鸟，聚精会神地听着数学老师那宛如念经般的讲课声。到了中午，他也没有再溜出班级后门，而是乖乖地趴在桌子上午睡。我感到十分惊奇，但也没好意思开口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一整天，他就像个模范学生一样，老实地把自己焊在了书桌前，背挺得笔直，除了上厕所，就没有离开教室一步。
最后一节课的时候，我记笔记的铅笔不小心掉到了地上，咕噜咕噜滚动几周，刚好停在了同桌的脚边。
“帮我捡一下吧，谢谢。”
我说。
他俯下身子，伸出左胳膊，指尖触向那支铅笔。我们的秋季校服是件长袖，他在伸胳膊时袖子中部挂在了书桌边的挂钩上，因此半个胳膊在俯身时都露了出来。我看见他左臂焦黄的皮肤上留着一道笔直的伤疤，红黑色，从手腕背部顺着小臂爬进衣袖深处，像一条蜿蜒的细蚯蚓，看起来十分怪异。
他把铅笔捡起来，堆着笑，递给我。我有些呆滞地接过。没有人注意到这一幕，包括同桌自己。数学老师依然在念经，同桌回过头去继续认真听讲。长袖刚好挡住他的整只手臂。狰狞的伤疤就像我的幻觉——也许本来就是我的幻觉。
剩下的三年里，同桌再也没有提过“神笔”相关的事情，我也很快就将它们淡忘，但那道怪异的伤疤却时常浮现在眼前。秋天过去，冬天过去，春天过去，夏天到来的时候，同桌的胳膊上已经没有任何印子了。他的数学成绩冲进了年纪前五，书桌里的文具整整齐齐，角落里搁着厚厚一摞表扬信。他也再没有和我聊过僵尸和人鱼的话题，就像其他所有普通的小学生一样，普普通通地过着学校的学习生活。
我们很快就毕业，各自去了不同的初中。他凭着优异的成绩上了本地最好的初中，然后是最好的高中，再然后我就再没听说过他的名字，也许是去了一所发达城市最好的大学，找了一份很好的工作。但我确实没再听说过他的名字。毕业时的同学录被我不知道放到了哪里，除了少数同初中的小学同学，其他人的联系方式我都没有。所以其实不只是同桌，其他人的名字我也没有再听说过。我在白玉兰小学的时光，就像一场美好的童年幻想，没有留下什么现实的影迹。可不知为何，三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也会时不时想起那些白墙砖上意义不明的涂鸦，那个怪异的同桌，那些诡谲而幸福的午后，那架未完成的豪华飞机，以及那道红黑色的伤疤。它们到底具体意味着什么，我并不想去追究，只是每每想起，那种悲伤和奇异的滋味，总是会令我遐想连篇、难以忘怀。我有些痴迷于这种感觉，说不太清楚，也讲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