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弟弟没出生时,就死了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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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痛好痛好痛好痛好痛好痛好痛
好痛好痛好痛好痛好痛好痛好痛


弟弟十岁生日那天,妈妈在蛋糕上插了十支蜡烛。
可我记得他十二年前就从阳台摔下去了。

我问爸妈,他们沉默。
弟弟却笑着回答,用我们小时候的声音:

“那不是我。”

白线缝眼睛,黑线缝嘴巴


红线缝心口,蓝线缝头发

那是2008年,北京奥运前的夏天。广播里不停播《北京欢迎你》,每家阳台都挂着小国旗。天气热得发疯,楼下贴瓷砖的大妈都躲进树荫下打牌。

我记得弟弟那天一直闹着要飞。他光着脚,穿着我小时候的蓝色短裤,站在阳台边沿,手里抓着一架断了翼的塑料飞机。妈妈在厨房煮玉米,没看见他往栏杆外爬。

我喊了他。他回头看我,笑得眼睛弯弯的,就像我小时候的照片。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很奇怪。

他笑得那么熟悉,动作也像我记忆里的样子。我甚至记得,他穿的那件背心,左下角有一个我撕开的洞口。

然后他就掉下去了。

真的就那样掉下去了,像风吹断了一片树叶。阳台上还留着他湿漉漉的脚印。

我冲到阳台边往下看。楼下的地砖反着光,一个孩子趴在地上,脸朝下,身边是摔裂的飞机。血慢慢从他头的轮廓边溢出来,顺着砖缝蜿蜒开来。

有人尖叫。

从那以后,爸妈再也没提过那天的事。

但更怪的是,弟弟还在。他活得好好的,甚至过得比我还真实。

我不敢多想。可有时候我做梦,梦到那个从阳台掉下去的人回过头。

我不敢回忆他的脸。

影子每天换一次方向


钟表的滴答声里藏着两个人

那天我终于忍不住问了。

吃完饭,厨房还飘着姜片味,电视里播着什么古装剧,皇帝在咳血。
我坐在饭桌旁,盯着弟弟的后脑勺。他在写作业,肩膀一颤一颤地动。
他用的是我小时候那个铅笔,笔杆上还有一道我咬过的痕。

我鼓起勇气说:

“你们……还记得以前阳台那次吗?弟弟……掉了下去。”

爸停下筷子,妈的手在空中顿了一下。
没人说话。碗筷声也停了。就像有人把整间屋子按了静音。

我等了很久。
没人看我。
电视继续响着,但我感觉不到声音。

弟弟头也没抬,只是笑了一下,轻轻说:“你记错了吧。”

他的声音软软的,却让我觉得头皮发紧。

“那不是我。”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忽然很想吐。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像胃里翻出来一张褶皱的老照片,上面的人脸模糊,却越来越熟悉。

我看着爸妈。他们仍然不动,好像刚才那句话根本没人听见。

就像我根本不在这张桌子上。
像我只是风吹过的窗帘、投在墙上的影子。

我突然觉得冷。

我站着,椅子没动,地板没响。

锅里咕噜咕噜地煮着汤,电视里主持人正念着高考状元的作文。世界一切都在继续,除了我。
除了我。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

不是穿过它那种透明。是你闭上眼,它就不复存在那种透明。是小时候被人忘在校车上,无人在意的那种透明。是从家族相册里被裁掉的、相框里找不到名字的那种透明。

我伸手去碰桌角,木头是冷的,裂开的漆面像死皮。我用指甲抠下一小片,没留痕。

我把杯子推倒了。水洒出来,一点声音都没有。我盯着它晃了一会儿,才意识到我根本没碰到它。杯子还是好好的,稳稳地立在桌边,像一张印在画布上的影子。我的手只是穿过去了,连玻璃的冷都没碰到。

我不记得自己最后一次吃饭是什么时候了。

我不记得我有没有读过书。

我不记得……我是谁了。

墙上的日历翻到八月,今天是个红字节日,可我不记得是哪一年。窗外有鞭炮响起,有人喊着“新娘到了”,我却只闻到窗帘发霉的味道。空气里飘着姜汤、汗味、洗衣粉、灰尘,还有我说不出的某种气味——像冰箱里久放的苹果烂掉一半,被糖水浸过后留下的甜腻腐败。

我眨了眨眼,厨房变了模样。锅还在冒烟,但锅盖上印着的花变成了我小时候家里那口旧锅的图案。爸妈在沙发上看电视,屏幕闪着光,但我一个字都看不清。他们脸上的皱纹开始倒退,头发一根根地变黑,皮肤变得紧致,像旧胶片在回放。

我站在原地,突然不知道自己几岁了。

我往回退,客厅的灯光变了,变成了医院的冷白灯。墙上贴着“安全出口”的绿色指示牌,但门后面只有一堵墙。

我想逃,可我不知道逃去哪里。每一扇门都通向同一间房。每一口气都像是别人帮我呼吸。

我开始跑,跑过厨房、跑过厕所、跑过阳台、跑进一间间陌生的屋子。每道门后都坐着一个“我”,有的穿校服,有的穿病号服,有的还裹着纱布——他们全都低头不语,像娃娃机里掉落的次品。

我捂住耳朵。

但钟声还是响了。

“叮——”

“叮——”

“叮——”

你死在那年夏天。

你忘了。

你一直以为,是弟弟。

我跪在客厅中央,眼前一片黑。

然后,我听见了那个熟悉的声音。

“你终于想起来了。”

我抬起头。弟弟站在门口,背后是晃动的光。他还是那个十岁的样子,眼睛里却透着我不认识的寂静。

“你那天掉下去了,”他说,“你死了。从那天起,只有我还能看见你。”

“因为我……跟别人不一样。”

“我能看见鬼。”

小鸭和小猪一直是朋友


她们都害怕大灰狼

原来,我早就死在了2008年。两年后,父母生下了弟弟。

他们给他取名林微,和我一样的名字。
他用我的名字,穿我的旧衣服,写字的铅笔也是我咬过的那支。
我的魂灵困在谵妄的雾中,把他当成了我自己,一直以为,死去的是他。

直到那一天,我终于醒了。
从那以后,我就一直清醒着。

只有他能看见我,也只有他会对我说话。
他把所有藏不住的悲伤都交给我,我把所有说不出口的安慰留给他。
我们像隔着玻璃的影子,不能碰,却从未分开。

我们成了最好的朋友。

她们在门后藏了一个词


夜里,大灰狼会来念它

他每天放学回家,都会来找我。有时躲在衣柜里不肯出来,有时在阳台上坐一下午,不说话。只要四下没人,他总会轻轻唤我一声,就像叫一只藏在墙缝里的猫。

他说学校的事。说别人用“林微”这个名字叫他的时候,嘴角总会勾起一点奇怪的弧度,像画坏的花瓣。他不喜欢那种笑,那种笑像虫卵藏在花蕊深处,开始的时候只是痒,后来整个花就烂了。

他不肯讲具体发生了什么。他只是说,教室的灯总是坏,讲台下总有纸团,走廊尽头的储物间很黑,门锁坏了。他说他的抽屉里开始长出奇怪的气味,有一次打开里面,看到一只死掉的老鼠,被花瓣盖住眼睛。

“他们很喜欢我。”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一眨不眨,语气干净得像冰。“他们送我花。”
“用嘴咬出来的那种花。”
“花心里还有虫。”

我听着,没说话。因为我知道他已经说了能说的全部。

他从十三岁,十四岁,一路讲到十五岁。声音一天天变低,像水往下渗。他不再哭了,也不再问为什么。他只是在某天晚上站在厨房门口,逆着灯光,像一张调错频道的雪花屏。

“我知道你想活。”他说。

我点了点头。

“那就活一次吧。”他说,“帮我。”

“每天放学后,一个小时。”
“你来替我。”
“你替我说话,替我走回家,替我面对他们。”

我愣住了。他走过来,拉着我的手,把什么东西放进去。

我低头一看,是我小时候的塑料飞机。蓝色的,翅膀断了一边。

“你还记得它吗?”

我张了张嘴,发现自己竟然笑了。

好痛好痛好痛好痛好痛好痛好痛


好痛好痛好痛好痛好痛好痛好痛

一开始,只是一个小时。

放学后,我附上他的身体,走出校门,穿过那条总是积水的巷子。弟弟把钥匙放在我口袋里,轻声嘱咐:“你只要走回家,不用理他们。”

可他们总在等我。

墙角、楼梯间、校门外的小巷……每天都换一个地方,就像按着剧本走的戏。
他们喊我“林微”,声音像舔过的糖纸,甜得发腻,软得黏人。

他们中带头的是个高年级男生,姓赵,大家都叫他赵哥。赵哥头发梳得油亮,眼神像毒蛇泡在茶汤里。他说林微很漂亮,说林微很脆弱,说林微像一片细腻柔软、富有弹性的土壤。
他说他在林微身后,种下了一朵又一朵的小花。

弟弟的眼泪越来越多。床单上开始频繁出现被他们称作“花瓣”的血迹。他害怕生活,害怕被触碰,甚至开始害怕呼吸。

某天我再度附上他的身体时,他只是轻声问我一句:

“今天……可以久一点吗?我头很晕,不想醒来。”

我点了点头。

于是时间一点点延长。
从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到整整一个下午……再到一整天。

赵哥很快察觉到了我的变化。

“林微最近开窍了。”他笑着说。

他凝视我,像舔着一颗还包着壳的糖果,渴望它自己裂开。
他眯起眼睛,像蛇脱皮前最后的蠕动,表皮浮出一层异样的光。

“以前你总是躲,像个藏在墙角的蘑菇,湿漉漉的,一碰就塌。现在呢——”
他伸出手指,轻轻弹了弹我的额头,“你会看我了。”

我没说话。他把这种沉默当作默许。

“你知道我最喜欢你哪一点吗?”他轻声说,“是你一动不动的时候。像一块等人雕刻的玉。”

赵哥说话总是这样,绕来绕去。他像在给自己的恶行写诗,句子里满是花,花下面埋着针。

有一次,他逼我喝下他递来的饮料,说是“特调的金露”,味道黏腻,像止咳糖浆。他盯着我咽下的每一口,像园丁打量他亲手修剪的植物。

“你家开医院的?”我问他。

他愣了一下,随即笑了。

医院算什么。”他笑了笑,像在嘲讽什么,“我家不用开医院,就能去最好的特需病房。”

他说他舅舅是心玉资本的创始人,名字没人敢提。

“财经专栏是给韭菜写的,真正的交易,在新闻稿发出来之前,就已经签字盖章。”

他凑近我,声音低得像风从地板缝里钻进来:

“我们家最擅长的,就是提前知道雨要往哪边下。”

“你看到股票涨停板了没?那是我家的洗脚水。涨得再高,不过是我们洗完倒出来的脏水而已。”

“他们以为那是春雨。”

“其实那是尿。”

我盯着他。

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他说的太多了。

他不是真的信任我。他只是喜欢听自己说话,尤其是在别人闭嘴的时候。

我把钥匙握紧了一点。指节发白。

那天放学,我没有立刻回家。我走到便利店后巷的监控死角,从口袋里摸出弟弟偷偷塞给我的旧手机。
它开着录音,麦克风贴在我的衬衫内侧。

我不知道这些录音有没有用。

我只知道,如果我不做点什么,那朵朵“花”,会一直开下去。

镜中脸、绷带灰、红油漆、楼道光、棉花糖下的虫。


钥匙孔、泡腾片、药罐响、墙纸裂、雨伞漏下的风。

我把录音存进一个文件夹里,里面有弟弟身上的照片,病历照片,还有手机里保存的对话截图,全都装进去。

我发给了几个邮箱地址。
有的是新闻媒体,有的是网络博主,还有一个记者,是弟弟曾提过的,他说那个人“不怕死”。

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救我和弟弟。

只记得那天手机上传的进度条卡在95%,像在犹豫要不要把真相说出来。

我盯着屏幕,眼睛干涩得像砂纸。

窗外天很蓝。蓝得像假的,像塑料盖子后面印出来的一张风景。

弟弟那天没有醒。他睡得很沉,呼吸轻得像什么正在悄悄离开。
我把手机放回他手边,拉好被子,轻轻地说了声:“晚安。”

接下来几天,风开始往一个方向吹。

起初是论坛上一张模糊截图,说某学校学生疑似长期被欺凌。
然后是微博的热搜挂上了一串奇怪的标题:
“春雨不是雨”
“权贵亲属涉嫌内幕交易”
“心玉资本,丑闻缠身”

人们开始找来源,有人扒出赵哥的照片,有人放出他出入夜总会的视频。
有匿名账户贴出一封内部举报信,上面写着几个名字,被红笔圈得发亮。

赵哥没再来学校。
没人知道他去哪了。

学校发了个声明,说“无可奉告”,口风紧得像牙缝里卡了铁钉。
网上有人说他出国了,有人说他家出事了,还有人说他转学了,但谁也拿不出证据。

那天放学,教学楼后门贴了一张失物招领启事,字贴得歪斜,透明胶边已经翘起。
上面压着一只掉了盖的钢笔。

笔杆是定制款,刻着“赵”字的草书。
墨水早干了,笔尖发灰,像是被水泡久了,失了锋气。

没人去认领。

他舅舅在一周后因涉嫌内幕交易被调查。

财经新闻开始频繁提起“心玉系”的资金问题,播报语气小心,句子一顿一顿的,像踩在不稳的地板上。

那几天全国都在下雨。每一场雨,都像天花板中的旧水管在漏水——灰黄、冰冷,带着铁锈味。

棺灯照骨莲花语,夜鼓三更缝人皮。


月腐床头唤母影,白犬咬开旧胎衣。

日子确实平静了一些。

赵哥没有再出现在学校,关于他的消息也越来越少。弟弟没有再被叫去角落、也没有再带着淤青回家。老师夸他变开朗了,同学说他笑得多了,妈妈甚至为他换了一床新的被子,上面印着卡通的飞机。

可只有我知道,那张笑脸背后,藏着什么样的泥沼。

弟弟变得很安静。他不再像从前那样迫不及待地“还我”身体,而是常常躲在角落,说自己很累,头晕,不想醒来。

“你来吧,”他说,“我脑袋里长了太多虫子,它们咬我。我不想听。”

起初是一整天。后来是好几天。再后来,有时候我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永远都不会被换回来。

他睡得越来越久,梦话也越来越模糊。他说梦里有水,有光,有花瓣从他眼睛里落出来。一开始是温柔的花,后来变成腐烂的花,枯黄的花,黑色的花,长满牙齿的花。

我问他要不要去看医生。他摇头,说:

“看了也没用。那些医生不懂花。”

有一天,我在梦里看见了他。

他站在阳台上,穿着我小时候那条蓝色短裤,赤着脚,像很久以前的那个夏天一样。那架断了翼的塑料飞机还在他手里,褪了色,边缘裂着口。

他没有回头。

只是慢慢地,像溶解在热气里的影子那样,越走越远,最后一步,从阳台边沿踏了出去。

没有声音,也没有风。

只是空气像被抽空了一块。他就那么消失了,连个回音都没有。

我跑过去,什么也没看到。阳台上连脚印都没留下。

只有那架飞机,掉在窗外的地上,裂缝多了一道,却奇迹般没碎。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听见弟弟的声音。

不再听见他哭,不再听见他笑,不再看见他出现。

我开始用这个身体去上课、吃饭、健身,接受老师的表扬,参加模拟考试。父母也终于露出了久违的安心神情,好像一切终于“过去”了。

他们不知道,我不是他。

可那又怎样呢?

只要我不说,这具身体就永远属于我。

我只是偶尔会梦见他,梦见他从阳台上回头看我。

笑得眼睛弯弯的,就像我小时候的照片。

眼睛


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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