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普通的冬天的晚上，我独自坐在桌前听《波莱罗舞曲》。这曲子是谁写的？我忘记了1，只记得听的是伯恩斯坦指挥的版本。与其他舞曲不同，《波莱罗》的重拍和轻拍交替得极慢——我没有看过总谱，不知是速度极缓的四三拍还是别的什么结构——且前面很大篇幅都在用木管不停得重复一段简单的旋律，从类别上讲，的确有实验音乐的创新性特征。
开篇直入主题，长笛在小军鼓和几支木管的伴奏下奏出那段慵懒的旋律。木管的音色为这段主题罩上了一层纱布，就像一座小巧玲珑玲珑的街心公园里蒙上了一层薄雾——一个年轻人面带微笑，走在公园的小径上，吹着口哨。那伴奏的节奏异常稳定，不像贝多芬那样快慢交替，更不像斯特拉文斯基那样一刻不停地变换节拍，搞得人心惶惶。小军鼓——两三只麻雀，不紧不慢地踏着平缓的拍子，为整首曲子奠定了慵懒的基调。
那主题旋律循环往复，周而复始，却并不让人觉得千篇一律。随着它在我的记忆中初步扎下了根，公园里的雾渐渐散去了，天上的云都走开了，露出躲藏已久的太阳。年轻人坐在长椅上，手插在大衣兜里，眼神有些直愣。在这个上午，周遭的一切都是那么懒惰，空气中仿佛弥漫着一种粘稠的气息，好像所有事物都不屑于勤奋地生存了，纷纷进入了自甘堕落的进程。但这不是死亡的气息，只是一味地休憩，在阳光的包被中，不愿再为任何对象付出任何代价。这是单簧管第几次吹出那个降半度的音了？我数不清，早就不屑于掰手指头了，因为我也被卷入了那片倒向惰性、抛弃勤奋的洋流。
啊，或许它们并非堕落，只是被迫地（因而放弃抵抗地）一点点消亡？忽然想起之前读过的文章中的话：世界就是这样毁灭，世界就是这样毁灭，不是一声巨响，而是一声呜咽。它们一边掩面哭泣，一边任由自己的质料溶解在逝去的现实中，又何尝不是一种慵懒地死亡呢——无言、无力，放弃一切而又很难不为之惋惜。可即便如此，又有什么办法呢？一切都是那么微不足道，在洪流之中颇难立足；它逼迫它们死去，它们怎么反抗呢？
怎么反抗呢？
在洪流的侵蚀下，在虚无的拖拽下——
它们怎么反抗呢？
这洪流并不汹涌，虚无并不野蛮，它们潜移默化地杀死一切希冀——
我们怎么反抗呢？
那氤氲的木管旋律已经裹挟了我的思考，我不再大费周章地去贴合它，也不能像造物者那般有力地掌控它，我已嵌进了它所营造的氛围里，那个年轻人被轻柔地揽入怀抱中。
我们怎么反抗呢？
不知过了多久，那旋律突然分离出一组几乎与之平行的和声。我立刻意识到，这和声也许是那个明智的存在者将自己剥离了洪流。没错，死亡是杀不死的，我们能做的唯有与洪流并行，向死而生。我无法勒令我的身躯停止衰老，但我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完全支配我的精神。我可以构筑起强大的、自洽的精神骨架，使之一直活到我死前那一刻。而这骨架唯一的借力点，便是如何在不可控性当中找到我自打被抛入世间时便沉入海底的那个稳定的锚。
存在本身是极度匮乏于质料的——一颗太阳的存在、一片薄雾的存在，没有任何内容可言，只有那一套形式的空壳。而我呢，我不一样，虽然我作为存在者的质料也原本空空如也，但我可以接受，可以思维，可以整合，可以展望，可以实践。《波莱罗舞曲》传入我耳中，经历思考和梳理，化作墨水被书写在纸上，但它的形式早已被我变成了我的质料，填进了我空虚的内里。于是我们这些能填补自己的心的存在者，逐渐将万物纳入怀中，我们便不再是一具空的躯壳，而是将这特殊的存在赋予了质料的人。
乐团演奏的力度比先前大了不少，公园里的气氛不再朦胧。铜管和弦乐的加入使得公园里更加明亮了一些。
要有意义，就要先有内容，就像要有本质，就要先有物自体。存在本身毫无意义——花草、雨雪，一无是处。但我们已然有了质料，好巧不巧，我们又有那自由自在的、被我们完全支配的意志。造物者没有赋予我们意义，而后天经验和自由意志给了我们拥有意义的可能和权力。
几乎整个乐团都投入了舞曲的演奏，而那规律的伴奏还是一如既往地行进着。年轻人站起身，信步走到一片花海前。
去吧，去挑一朵，别在胸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