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P基金会

奇术界的诸同僚，大家下午好。不久前受朋友之邀得以参与本届研讨会，已是颇为惊喜；未曾想到还能登台发言，倍感荣幸。现在便由我与在座各位分享一些拙见，还望不吝赐教。

“仪式”这一概念，作为一种经久不衰的施术类型，广泛存在于各文明之中——从萨满祭祀到宗教仪轨，从圣诞节到罗天大醮，皆可视作其不同形态的显现。其中一些仪式仍然保有了其本来的效力，但更多的仪式则被祛魅，成为了普通的礼节性流程——其背后的原因有很多，但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以上的很多仪式过程繁琐，而在逐步的演化中导致了其施术节点的丢失或淡化，导致其慢慢丧失了奇术本质。

如今我们在奇术中用到仪式的地方并不多——更多的仪式被精妙的法阵所取代。在如今我们依然会搭建的仪式奇术里，最多的部分是针对神性实体而施展的镇压性或安抚性仪式，以及少量用于维持场所稳定、延缓异变扩散的结构性仪式。而次之的常为“祝圣仪式”或“诅咒仪式”，即一些加持与削弱效果的施加，通常我们会在后勤中用到它们。余下的仪式则是诸如占卜预言、通灵降神之流——相较于明确能看到即时效果的法阵、符文、言灵、音律术法、魔画、炼金器而言，以上种种仪式往往并不追求显著的效果呈现，它们的目标更为消极，其成功与否，也很少以“是否发生了某种可观测的变化”作为评判标准。

想必各位在其他的奇术学习中也一定读到过一个词，叫做“形成仪式结构”。研习法阵与魔画的学者们应该对其并不陌生。仪式学似乎已经在逐渐被其余的领域拆解、分流，甚至被视为一种过时的方法论。我在不同场合也听到过类似的说法：认为所谓仪式，不过是早期奇术在缺乏精确理论与稳定媒介条件下的一种权宜之计；随着法阵学、符文学以及各类奇术体系的发展，如今各类仪式施术都将被取代，而仪式学便会自然消亡。

但是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当我们把问题放回仪式学本身，我们需要问一句：“什么是仪式学？”

法阵学者可能会说仪式是一种结构，魔画家可能会说仪式是一种布局，音律术师也许会用一种流程或者一种动势来描述它。不过在我看来，一切都可以回归到最古老也是最精确的那一句：

三千年前，在如今的西亚。狄瓦的南方部族第一百一十三代主母芭拜拉在成为主母前曾为自己举行了一场祝圣，她割去一名自愿献身的亲信头颅怀抱于胸前，祈求深红的垂眸，她佯装那头颅是她的孩子，而后将状若主母头冠的饰品佩戴在自己的头上。她用血在那颗头颅上画下深红之王的徽记，而后将匍匐在其身侧的奴隶尽数开膛——意图让深红之王相信，她在成为主母后可以为红王诞下受肉的容器，而后为他统治诸多国度。

如今读过《神性实体简介》的我们都知道，深红之王并没有可以称之为“理性”的神智，祂对统治世界也并不热衷。其根本的落脚点在于“野蛮”与“归蒙”，不过恰巧的是，狄瓦与深红之王的联系足够紧密、而芭拜拉的仪式也足够血腥——红王真的对其予以了加持，使其能够解除肌肉限制并控制自己血肉的增生或削减。凭借于此，芭拜拉获得了当时当权女祭司的支持，并赢得主母候选之间的厮杀以及对前代主母的挑战，成为了南方部族第一百一十三代主母。

而这，是有史以来最早对于“狂化仪式”的记录。

让我们想一想狂化加持的步骤：在暗室戴上一枚约拇指大小的的红宝石，双手在红酒中浸润后执匕首将其凿碎后环撒于身侧，以此获得大约四个小时的狂化效果——其中的联系显而易见。我一般会将此称之为“隐喻的再现”，又或者采用更现代的词汇：“调用”。

昔日的芭拜拉主母的力量来源是深红之王，这是否意味着复现这一过程的仪式也指向着深红之王？这又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错误回答——仪式学是奇术的一种，而非神术。仪式不是在向神性实体祈求力量，而是模仿过去，从历史中获得相应的报偿。

因已有之事后必再有，而已行之事后必再行。

符文学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汇是“象征”，但是鲜有人知晓为什么“象征”可以调用出诸多属性的EVE粒子来完成它。仪式学采用的诸多“隐喻”是不是也是属于“象征”的一种？只不过仪式中的隐喻被用于“复现”，而符文学的象征则直接进入术式？

我想说的是：是，也不是。

公元一世纪，维苏威火山将庞贝吞没。如今我们将其视作是斯特拉波的误判，但事实真的是如此吗？庞贝本应继续其富饶而安定的生活——直到一位富商的独子爱上了一名少女。

他向她赠花、写诗、许诺未来，却始终未能得到回应。就在此时，他听闻了一个在城中流传已久，但如今已然无人提及的故事：十年前，城主的独子多庇埃曾向他的心上人求爱，他送她鲜花，为她写诗，但都无疾而终，最后他前往维苏威火山，在山口附近凿下一块深邃的黑曜石，命宝石匠将其制成匕首。他对那名少女说，若她仍拒绝他的爱，他便以死明志。少女终于应允，两人远走他乡；而那柄匕首，也被改制成了戒指，作为爱情的信物。于是，富商之子照着这个故事行事。他独自攀上维苏威，凿下了一枚几乎同样的黑曜石，命宝石匠锻造成匕首。

参照仪式的第一律：“已有之事后必再有”。虽然这份映照并不足够强大，但胜在迄今如此之近，随意不出意外的是，这会是一次格外成功的复现——于是，在他最后一次拜访那名少女时，他将匕首刺入了自己的心口。

这就是故事的真相，或者说，历史的真相：多庇埃当年并未殉情，他携带匕首前往少女住处，胁迫她同意自己的示爱；在对方的反抗中，匕首却误入自己胸腔，当场身亡。城主随后流放了那名少女，并在城中散布了那则被润饰过的爱情故事。而更不巧的是，那名被流放的少女名为苏纶丝，而十年后，被富商之子所爱上的少女，也同样叫苏纶丝。

当我们不遗余力地印证那段历史的时候，历史便会毫无保留地成真——而这还不是终点。在随后的数十年中，人们逐渐注意到一种令人不安的规律：每隔大约十年，庞贝城中便会出现一名名为“苏纶丝”的少女，而几乎总会有一位出身优渥、家族仅有一子的青年，对她产生近乎执念的爱慕。他们的行为高度相似，而结局也同样一致——起初，这种重复被视作巧合。毕竟名字可以重合，爱情也常常相似。前两个循环，尚且局限于极少数彼此并无交集的家庭，甚至连当事人自己，也只是隐约听闻过“某个古老的爱情故事”，却未曾意识到自己正在复现它。

第三个“苏纶丝”出现时，城中已有足够多的人同时记得那两个几乎一致的结局。宝石匠开始在接到订单时犹豫，祭司在占卜中反复看到相同的意象，甚至连负责登记户籍的文书，都注意到同一个名字在相似的年龄段、以相似的方式被划去。

第四次与第五次循环，并未严格遵循最初的细节。匕首不再一定由黑曜石制成，有人选择在别处结束生命；也并非每一次都发生在维苏威山脚。然而，这些偏差并未削弱循环，反而使其更具扩散性——因为它不再要求完全一致的形式，只要求足够接近的叙事节点：一个被拒绝的独子、一个名为苏纶丝的少女、以及一场被理解为“为爱而死”的终局。从第六次起，不再只有当事家庭受到影响。参与葬礼的亲族、为事件作证的邻人、在酒馆中反复讲述故事的说书人，都开始在各自的生活中，做出与这一叙事相互呼应的选择。未婚的青年更容易将拒绝理解为“必须完成的步骤”，而名为苏纶丝的少女，则逐渐被视作一种角色，而非个体。

到此为止，我们已经无法再将这一现象视作单纯的重复事件。它更像是一个正在形成的漩涡——并非因为某个中心在吸引一切，而是因为相邻节点之间的相似度过高，使得历史失去了向外偏移的空间。在这样的结构中，每一次“再现”都并非终点，而是为下一次再现提供了更充分的条件。

直到有一天，与庞贝通商的外地商人开始察觉异样。他们发现，在与这座城市相关的账目、契约与传闻中，某些名字、某些故事的出现频率高得不合常理。然而，当他们试图追溯源头时，却发现这些事件彼此之间并无直接因果，只是以一种令人不安的方式相互印证。而在他们意识到问题存在之前，庞贝城本身，已经被完全卷入了这段历史之中。

而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里，这种循环将不断扩散，直到蔓延至整个世界——解决办法有且只有一个，破环这个场地，破坏其中的一切要素，只要将这场“自我印证”的仪式循环解除一切都能迎刃而解。

从仪式学的角度看，这正是一场典型的结构性失误：并非有人刻意搭建了一个仪式，而是一个被反复讲述、却从未被裁剪的故事，自行具备了仪式所需的一切条件——唯独缺少一个能够中断、否定或偏离它的出口。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试图“修正”或“引入解释”的做法，都是徒劳的。因为它们仍然承认了原有仪式流程的合法性，仍然允许那条路径被再次调用。历史一旦获得了足够多的自证材料，便不会因为理性的反驳而失效。换言之，我们必须做的，并不是阻止下一次重演，而是让“再现”本身失去参照对象。当城邦不复存在，当故事失去可对齐的坐标，当历史被彻底打断而非延续，那条依靠相似性维系的路径，才会第一次出现无法跨越的断层。

罗马的大祭司亲手执行了这次裁决——引发维苏威火山。而这也是庞贝古城陷落的真相。

如今我们称“隐喻”为隐喻，是因为象征的力量过于真实。当“羽毛”被隐喻作“飞鸟”时，历史知晓此处的是羽毛，而若“羽毛”被象征为“飞鸟”，历史或许会真的将其视作飞鸟。而要是真的如此，历史“二度重现”会带来什么，想必我方才的例子已经够清晰了。或许还有人会说：这个故事充斥了太多巧合：名字一样的女性、同样发生在庞贝、前后时间差仅仅十年，那么发生灾难也并不令人奇怪。只要我们足够严谨、足够小心、实施监控与考证，当EVE能流发生异动时中断仪式，那么这种错误是可以被规避的。

实则不然：如果我们用科学的视角看待仪式施行，会发现在仪式完成之前，参与仪式的EVE粒子是处于沉静态的，而在仪式完成的瞬间，这些粒子会瞬间导向仪式结果——这正是利用了EVE粒子的低休谟特质，甚至休谟指数较低的个体更易施展仪式也是这个原因。

这正是仪式学与符文学、法阵学之间最本质的分野所在：在仪式施行过程中，EVE 粒子并未被持续地驱动、塑形或约束。相反，它们被允许保持一种近乎惰性的分布状态，只在结构完成的那一刻，被整体性地“允许通过”。换言之，仪式并不负责输送能量，它只负责判断何时可以发生结果。

从这个角度看，仪式并不是在使用EVE能流，而是在绕开对它们实行间接操控。

这也解释了一个长期困扰初学者的问题：为何许多仪式在能量检测上几乎呈现空白，却依然能够在完成瞬间产生明确效果。原因并不在于仪式成功或是失败，而在于它们将能量消耗、风险与不确定性，提前转移给了历史本身。我们并不是在当下支付代价，而是在借用那些早已被支付过的部分。

正因如此，在现代奇术实践中，仪式往往被用于那些难以完全探明对象：神性投射、群体性异常、长期环境影响等等……我们不是不能用法阵去压制它们，而是不确定，在更长时间尺度上这种压制是否仍然成立——图章是否需要更换？回路的能流能否维系？多长时间进行维护？

譬如说，当我们要构建一个压制神性实体的法阵时，我们需要考虑到其中神性实体的权能、神性等级、支配空间与预留的缓冲地带，为其打造一个定制款监狱，而且要担心其是否会有被破坏的风险。而如若采用仪式，仪式并不试图理解被压制对象的具体形态，也不需要为其单独设计一套完备的约束体系。它所做的，只是复现一段“曾经有效”的历史：某个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被安抚、被限制、被迫保持沉默。只要这些条件被完整地重演，结果便会被再次允许发生——至于对象是否发生了变化，是否获得了新的权能，是否已经不再完全符合最初的分类，仪式本身并不关心。

可以说法阵是在与对象进行博弈，而仪式则是在绕过对象直接得到结果。

这也是为什么，仪式在面对高不确定性目标时，往往显得格外“稳妥”。它并不需要持续监控，不要求精细维护，也不依赖于施术者对目标的实时判断。只要历史仍然被承认，只要那条路径尚未断裂，仪式便可以持续运作。我们压制的并非某一个具体的神性实体，而是“祂曾经被压制过”这一事实本身。

当然，这种稳妥是有代价的。当我们选择仪式方案时，也意味着放弃了对过程的干预权。一旦仪式启动，它所调用的便不再是当下的最优解，而是历史上已经发生过的结果。若那段历史本身包含偏差、残缺或偶然性，那么这些因素也将被一并复现。仪式不会为你修正错误，它只会忠实地重复。因此我常说，仪式是最保守、也是最不讲情面的奇术形式。它不因施术者的善意而改变结果，也不因环境的进步而自动升级，它只记得历史被如何书写，而一切也将恰如其分地被完成。

让我们把目光放回方才我所提到的“狂化仪式”上，还记得我刚刚说过的话吗？“持续约四个小时的狂化效果”，如果我们真的放弃了对结果的干预权，又是如何使一个永久的“红王祝福”变得安全且可控？

如果你对比那段历史事件与我们如今所执行的仪式，你会发现一个显著的问题：受祝者的性别并不确定，而其中最重要的环节“绘制红王徽记”也被略过了。正是这两处“缺失”，构成了现代狂化仪式得以被安全调用的根本原因。

首先是性别的不确定性。在芭拜拉的原始祝圣中，仪式所复现的是一个明确的叙事角色：一位即将成为主母的女性，以“潜在的孕育者”身份向深红之王展示可供其占据的子嗣肉身之未来。这里的性别并非偶然属性，而是仪式隐喻的关键支点——血腥、孕育、统治，三者在当时的文化与神性理解中被牢固地绑定在一起。

而现代狂化仪式刻意回避了这一点。受祝者不被限定为任何性别，甚至在部分流派中会有意模糊或中断性别指征。这并不是出于伦理考量，而是一种结构性的切割：当“主母”这一隐喻无法成立时，历史中那条指向女性当权者的路径便无法被完整调用。仪式仍然复现了“血、暴力、力量失控”的那一部分结果，却失去了继续维系自我的条件。

其次，也是更为关键的一点，是红王徽记的缺席。

在芭拜拉的祝圣中，徽记并非装饰性符号，而是一次明确的“标记行为”。它将那场血腥行为从单纯的献祭，提升为一次被承认的关系建立。而现代狂化仪式刻意略去了这一环节。我们保留了红色宝石、液体、破碎、环撒等一系列高度相似的隐喻，却拒绝完成“标记”。这意味着仪式所能复现的，只是那次历史事件中尚未被命名、尚未被固定的阶段——力量被允许短暂溢出，却无法找到继续停留的理由。红王施加的力量被成功调用，但它注定是暂时的。

这或许澄清了仪式学“为何仍有用”，以及它“如何运作”。然而，在座的各位同僚，尤其是年轻的研究者们，心中可能正升起另一个疑问。

刚才我提到，仪式是“保守的”、“不讲情面的”。它不关心施术者的意图，不评判行为的善恶，它只认事实——那些在时间长河中已然凝固的、被历史所承认的“事实”。这引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推论：仪式学，在某种意义上，是一门关于“承认”的学问。我们并非在凭空创造结果，而是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让历史对我们正在重演的场景点头：“是的，此事曾发生，故可被允许再次发生。”

这听起来是否有些耳熟？是的，它与法律的运作有相似之处。法律并不创造正义，它只规定在何种条件下，某种社会认可的结果可以被实现。仪式，便是奇术领域的法律，一部由无数过往事件写就的法典。

那么，这部法典由谁书写？答案是由所有成功引动了结果的“第一次”。

那位割下头颅的芭拜拉主母，为七位新娘所禁锢的红王，被人类的屠宰所震慑的牡鹿，碎尸后被拼凑而复活的奥西里斯，三位一体而证道的主神，以皮与骨愚弄众神的盗火者……桩桩件件，他们的行为，无论出于智慧、疯狂、绝望还是偶然，只要其行为与结果的关联被历史所记录，便被刻入了这部法典，成为后世可调用的“先例”。

这便触及了仪式学最危险也最迷人的灰色地带：对“第一次”的追寻与重构。

现代仪式学研究的尖端领域之一，正是试图通过考古学、民俗学、异常事件回溯，甚至是对神性实体记忆碎片的解读，去发掘那些失落的、更强大的“第一次”。每一次新的、有效的“第一次”的发现，都意味着为奇术法典增添了一条新的、可能更高效的“条例”。比如，五十年前，东亚奇术协会在发掘一处唐代镇魔遗址时，复原了一种以特定矿石排列和时辰吟唱相结合的“地脉镇伏仪式”，其效率比当时通用的法阵高出三倍，且维护周期长达百年。那便是找到了一个被遗忘的、强大的“先例”。

不过这种考古同时也伴有巨大的风险。并非所有被“承认”的历史，都是我们愿意再现的。 有些“第一次”本身便伴随着可怕的代价、道德的深渊，或是不可控的污染。盲目追寻和调用这类历史，无异于打开潘多拉魔盒。因此，现代仪式学严格遵循“先验伦理审查”和“结果可控化裁剪”原则——正如我们对“狂化仪式”所做的那样。我们研究历史，但绝不盲从历史；我们调用事实，但必须小心翼翼地修剪事实的枝蔓，只采摘我们所需、且能承受的果实。

最后，让我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仪式学会消亡吗？

我想，现在我们可以给出一个更清晰的答案：只要历史还在积累，只要“已有之事”还在不断成为后世可调用的资源，只要世界上还存在那些法阵与符文难以精确建模、或需要与其长期共存的“不确定性”，仪式学便不会消亡。

它或许不会成为奇术舞台上的主角，但它会一直存在，如同大地之下的古老岩层，沉默、稳固，承载着一切。它是我们与过去签订的契约，是我们面对混沌时借来的“确定性”。它提醒我们，奇术不仅有向前开拓的锋芒，也有向后汲取的根系。我们可以选择以怎样的智慧去再现哪些事，又该如何裁剪那些事——以服务于当下的我们与未来的世界。

我的分享到此结束，谢谢各位的倾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