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老余的时候，我就觉着这人不简单。当时是个大夏天，老余就在南城墙根一家古董店门前和店主闲谝。天很热，那店主脱了个赤膊拿着蒲扇可劲地扇，呼呼地响能吓跑树上的斑鸠；而老余穿个长布衫，随意地往树上一靠，神清气爽的样子简直像个文人。俩人对着个铜钟东一搭西一搭地聊，我也就往跟前凑。我姑且算个铜匠，对古玩也多少有点见识，就指着钟对着他俩说，这玩意儿邪乎，但值不了几个字儿。
那个店主一听就笑了，说他这小破店还能有啥宝贝，要是没有老余帮着搜罗早卷铺盖滚蛋了。我听了也笑，问他这店里有多少东西是老余找的。多少？店主马上就来了精神，从凳子上跳起来踹开屋门。金色的阳光把空气烤得乱晃，他在那堆锈不拉几的古钱老书跟前张开双臂，神气活现得跟个皇帝一样。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些全部——店主做了个傲视一切的表情——都是他整的！他自豪地说，仿佛他就是老余自己。
我懒得理这个二了吧唧的店长，靠到那堆发着臭气的古钱老书跟前研究，发现它们跟那个钟一样，都是真货，还沾点奇术，但值不来钱，全卖了凑不够八百大洋。最值钱的就一金钥匙，挂在店主胸前擦得锃光瓦亮，我问他卖多少，他说这他家门钥匙不能卖。老余和店主毫不在意我翻箱倒柜，大着心七嘴八舌地叨叨军阀啦，民国啦，洋人啦杂七杂八的东西。末了老余有心无意地来了一嘴：九州多异术——我一个激灵就往上接：——百行各传人。两人当没事一样继续谈天论地，我也当没事一样继续翻那坨破铜烂铁。但是我们各自都门清了，我们都是一路的人。
那天之后我就跟他们混到一起去了。店主姓莫，名字贼拗口，我们就管他叫老莫。铜匠的活不多，他俩也闲的不行，我们成天就勾肩搭背地在城里闲逛，一边逛一边指点江山。我说米价又涨吃不起，老莫说事多古董没人买。我们俩一边吃面一边倒苦水，最后的结果都是老余结了帐。有一回老莫喝高了，扯着老余摇摇晃晃地说，你整这些多缺德啊，搞风水的金家成天骂你坏怂知不知道啊，老余就嫌弃地撇开手，说神棍一条，甭跟他一般见识。我俩把老莫扛回家，就着火红的夕阳往回走，我问老余你打哪儿搞到这些个古董，别是刨了人家的祖坟吧。老余说保密，长安这地界哪儿都是老家伙。我一想也是，正要问点别的，钟楼上当当的响，老余大叫不妙说要宵禁了，头也不回地一溜烟跑了。
我郁闷了好久，总担心哪天被老余掘了坟的死鬼们找到我门上算账。盗墓也算五花八门的一行，但是是最被嫌弃的，老早前就听我师父讲他们成天净研究点邪术，像转移死人诅咒的符文之类的。我翻来覆去咋都睡不着，朝着墙躺就感觉背后有只鬼手，看着天花板就感觉床底有个人，一天到晚顶着个黑眼圈，活都干不利索。隔几天我实在受不了，揪着老余非得问到底，老余说你觉得是那就是呗，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你余哥做事坦坦荡荡不怕那些有的没的，走咱们先去喝两杯。我跟他走进酒馆，听到旁边的人咕哝说那个刘市长刚刚把崇陵给挖了拿了好些宝贝，当时就感觉被人打了一棒槌，盗墓不盗墓的好像都无所谓了。
再后来世道又变了，酒也喝不起了。我成天拎着那套吃饭的家伙事走街串巷找活干，老莫也把店关了给别人做木工过活。老余每天见不着人影，不知道哪儿发财去了。城头上的旗子换了又换，都是看不懂的花看不清的色。老的小的大头兵来回的走，每过一趟活就格外的多。钟楼成天咣咣地敲，认不出来的大官哇啦哇啦地大吼。又后来，日本人打过来了，城墙上乒乒乓乓地打枪打炮，嗷嗷叫的炸弹没头没脑地就往城里钻，终于给我家也砸了个稀碎。我抱着一堆房子零件找到当铺，老板说这用久了不利索出不来高价，我说贱卖就贱卖吧，好说歹说换了两件棉袄，我穿一件身上扛一件，越过北大街去找老莫。想不到老莫在院里蹲着，一脸阴沉地磨他的锥子凿子，牙龈咬得咯咯地响。我本想问老莫嫂子在哪儿，就看到堂屋里柜子上插了三柱香。
那天老莫头一遭请我喝了酒，面对面坐着喝得眼眶通红，俩大男人在冬天的冷风里涕泗横流。老莫一面吐一面糊里糊涂地说什么，我一边哭一边往嘴里灌酒。最后老莫从胸前抓起什么东西甩到我怀里，一把把碗掼碎在地上。店家气哄哄地跑过来算账，老莫掏一张纸币挡住，崭新的边缘割破他的手。我把另一件棉袄披在他身上，看着他走到冥冥的雨里，我垂下眼睛看脚下的石子，金钥匙的尖头扎得我手生疼。
不知过了几个月还是几天，有消息说打赢了，国军进城了。我跟着大伙迎接这缺胳膊少腿的胜利之师，没看到老莫。有人对我说，老莫干掉了四五个鬼子。他给人找着的时候，手里紧握的凿子沾满敌人的脑浆，身上的棉袄渗着黑红黑红的血。我捧了一堆锈烂的铜钱埋到城西的乱葬岗，趴在坟前杀猪一般的嚎。不知过了多久，有人叫我，我睁开眼睛，看到老余猎猎的长布衫。老余拿了几陌纸钱，默默地烧，完了，他拍拍我的肩膀说老高，你不是想知道我是干哪行的吗，今个就让你见识见识。
天没亮我就跟老余出了城，拐来拐去地到了东郊。老余走到一块空地跺两下脚，说就是这儿跟老子挖。我一下火了说你愿意干我还想积点阴德呢，老余沉着脸说命都要没了你还有闲心说这个。最后我还是从了他，挥起铁锨就挖，吭哧吭哧干了半天才挖出个小口。老余也没闲着，来来回回地做介绍，说这是清朝一个大官的坟啦，生前没少贪污搜刮啦，偷了也不亏了他啦什么的，说完猛的往坑里一钻就没了。我跟着他进去，发现是个完好的没被盗过，瓷瓶啦瓦罐到处乱放，棺椁阴森森地放着寒气。老余不知从哪儿掏出一个麻袋，抓起铜钱啥的就往里装，直直的装了有百二十斤。我倒也不奇怪，五花八门的人本就多有些奇门异术。直到那些大路货装完了，老余就招呼我走。我说那些值钱家伙你不要？老余说以后再来也不迟。我问他以前也没见他整过啥宝贝啊，老余就定住了，也不答，直直地冲我笑。
那墓近旁有座村子，老余和我就住在那村里了。铜钱啥的虽不上价，贱卖倒也有不少大官收。我也偶尔能接到活，揠着凑合能度日。后来日本投了降，我和老余就去老莫那儿放了挂鞭炮；之后国共又打上了，我们就缩回村子里。鬼知道过了多久，突然有一帮人找上门，要老余帮他们考什么古。老余本不乐意，面对着那些个黑洞洞的枪口也认了怂，乖乖地走了，只带走了他那个麻袋。
村里的流言一日日多起来，说国民党要撑不住了，要收拾值钱东西跑台湾了。又有人说村边不是有个大墓吗，老余指定就是去挖那个了，听说又是金砖又是珍珠的，准要去台湾享一辈子荣华富贵咯。有爱管闲事的家伙找我来，美其名曰要求证，我把他们轰出去，靠在门上看那墓的方向，叮叮当当的声音飘进我的耳朵，我的心里似有刀绞。半个月后有个小孩跑过来，说要枪毙人了，呼啦一下全村人都拥出去看，一排的国军抬着枪口，指着柱子上挂着的正是老余。领头的军官说这是最后一次机会，赶紧交代文物在哪儿，老余扫视众人，目光瞥过或好奇或敬畏的脸庞，有意地将我跳过。树。他扯着嗓子说。军官一下大喜过望，凑到跟前问到底是哪个树，老余没搭话，腮帮子一动，喷了军官一脸血。震耳欲聋的枪声马上响起，血染的骨片在晴空下撒出漫天鲜花。
第二天飞机的轰鸣把我惊醒时，东郊的树已经被刨了个干净。遍地狼藉的坑里，一个瓦片的影都没有。
一九四九年夏天，我再一次回到长安城。南城墙脚下的杨树依旧茂盛，几经易主的店面前洒落着两三枚铜钱。我在树根下埋头挖土，铁锨呼呼地带起风声，直到青白的瓷瓶下露出长衫的一角。
炽热的骄阳下，我在风中抱头痛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