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P基金会

诸位，今天咱们聚在这儿，是为了悼念钟渠。

钟渠，生年不详，大抵会是青海人吧，再具体，青海哪的，不知道了。卒于前天凌晨一点三十二分，抢救无效，死了。在自家小区门口，本来腿就跛了一条，走路一晃一晃的，喝多了，走得更不稳。这下好了吧，绊倒了，摔在路边，后脑勺磕在石墩子上。酒还没醒透呢，人就没了——也好，算是给了麻醉，没啥痛苦，痛痛快快享福去了。

钟渠六十二岁，不算老，可也算不上年轻。为基金会奔波大半辈子，苦命人，下辈子希望就别投胎回来了。

按理来说，这发言人不应该我来，我跟老钟认识得比较晚，今年年初才见的面。可真要算算，也是我和他认识的最长——从头算，得有三十多年。

那时候他叫孙知本。

那应该是八七，要不就是八八年秋天。当时我刚念完大学，受国家的派遣，加入了咱们基金会，随后又一纸调令，日夜兼程，风尘仆仆来到了〇八站。当时不及现在，提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那会儿的山区，露天矿、小煤窑、砂石场那是密密麻麻，跟麻脸似的坑坑洼洼。就光说套门沟那，一个矿区，前前后后林林总总能有十几二十个石料厂，白天黑夜，矿车轰鸣不绝。我一江南人哪见过这个啊？一下火车，黄沙扑面，口燥唇干，心都凉了。大喊完了完了。这时候孙知本从旁边一瘸一拐走出来，拍拍我的肩膀，说，同志，在哪活不是活啊？我哪有心情搭理这跛子，说同志，你觉悟高，我给你竖个大拇哥。谁成想这小子听不出好赖话，白灿灿大牙往外一呲——

我是组织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这就算认识了。

浩浩乎西北，地大物博，咱们单位更是建在了贺兰山麓，一整片无人区，都是我们的。出宿舍，从大门进去，还得走二里地才能到办公楼，现在都有电瓶车，或者小轿车，那时候没这条件，但我当时上了三个月，忍不住了，堪堪托人买了自行车——不然真得累死。我是行政人员，进小白楼，三层。老孙是技术人才，进的是老灰楼，六层，据说地下面还有五层。每天我和他就骑着那老破永久——我不敢让他蹬，他走路都晃荡——骑到楼前就分道扬镳，挥挥手，说饭堂见。

其实，孙知本在里头一个什么处，具体干什么，我一个文员也闹不清，后来懒得弄明白，就知道他四处跑、老出差。碰上他出差我就自己一人晃晃悠悠骑，乐得轻松。每次出差回来，他脸都得小一圈。有一回，好不容易在食堂碰上，他端着饭盒哐当往我对面一坐，猪肉炖粉条，堆就小山那样高，就着白面馒头，狼吞虎咽。吃着吃着，他闷头来一句，说老李，我要走。我说走就走呗，这次去哪儿？他说不知道。我还没反应过来，继续问，不知道去哪儿？他说不知道。说完这句话他不做声了，埋头拼命胡吃海塞，又忽然不吃了，梗着脖子，王八似地向外伸，喉结一顿一顿，怎么也咽不下去，我一看噎住了，急了，翻过去，砰砰捶他后背，又抢来一碗蛋花汤，往嘴里灌——咕地一声巨响，老孙免于被噎死的命运。他脸都紫了，死死拽着我的小臂，眼当时就红了，直泛出泪花。

老李。他气喘吁吁地跟我讲，你一定要记住我。

我说好好好，你至于吗！等回来我请你吃顿好的。那会儿我还挺羡慕他，觉得这是组织信任。现在想想，什么信任不信任，就是这么回事呗——我是组织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九九年开春，孙知本就没了。

不是死了啊，没了。就是食堂里看不见他了，收发室也没他的挂号信。天天巴望着吧，也没见他跛斜的人影。我问他们处里的人，人家奇怪地看我一眼，说，孙知本？我们这儿没这个人。我愣了，说怎么没有，上个月还一块吃饭——你记错了！那人斩钉截铁地说，走了。我看着那人的背影，莫名其妙，骂一句，去你妈的。

我回去以后越想越纳闷，自己去翻找人事档案，结果也找不到那封叫孙知本的牛皮纸袋了——行吧。档随人走，我还寻思他调走了呢。单位大，一万多人，调走个把人，跟河里少一滴水似的。不禁愤愤然，奶奶的，真不厚道，招呼也不大说走就走。但又狠不下心骂这个老哥们，江湖路远，老孙，咱们有缘再见吧。

确实是有缘。后来是二零零三年，我在平罗碰见个人，一斜一斜的，长得真像孙知本。我激动了，叫他一声，那人站住了，愣半天，说你认错人了。我心想不能啊，横看竖看，说，你不是孙知本？他说，我叫孙吉来。我说真牛逼，还他妈改名是吧。

那天我和孙——吉来，在路边的羊馆里点了盘杂碎吃了顿爽的。饭后，我剔着牙问他这些年上哪儿了，他说出差。再问调成什么了，说还那个部门呗，换个站点。我说那你改名干啥？他嗫嚅着嘴唇，支支吾吾半天才说，这是工作的事，有规定。我就明白了。

他话少，我话多，咱俩说话基本上是我问十句他答一句。吃到一半他忽然抬起头，看着我，说孙知本这名儿，以后别叫了。我说为啥？叫了二十多年，丢啦，不叫啦？他纠结半天，还是说，没有为啥，就是没了。然后泄了气一样，低下头接着吸溜商家送的蛋花汤。

吃完了，他站起来，说要走。我说我送送你呗。他摇头，说有车接。我说你这就要走？他说嗯。出了门往东走，走几步又回头，站在那儿看了我一会儿，又挥挥手，说，别忘了我啊。我这次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了，点点头。他这才放心上了一辆桑塔纳2000，走了。

瘦，高，背有点驼，走路往左边斜。孙吉来跟孙知本一模一样。

我这辈子吧，大大小小整理过不少异常的文档，走南闯北邪乎的事情也遇见不少，有时候我琢磨起来，是不是我和老孙——或老钟，我怎么舒服怎么叫吧，你们就这样听——之间确实有些东西在里面。后来我又见过他几回，每回他都跟那大姑娘似的，有十八个变化。一回在通县，那会儿是〇八奥运，安保咬的死死的，我作为特殊人才也被调过来。恰巧他在一个小馆子里吃饺子，恰巧我也进去要了碗面，恰巧就坐他对面。他偷瞄我，张了半天嘴，说，你那个……我说是，奥运事紧，我也被调来了。他啊了一声。我补充说，借调，档案还在老〇八。他这才放心，说，我现在叫方还杰。我说我草，孙都不让你留着了，老孙家这就断了？——行吧，方还杰就方还杰。那天他吃了半斤茴香馅儿，我叫店家来碗蛋花汤，他说不用，待会儿就走，有车来。走的时候在门口站了站，把油乎乎的手往仔裤上擦擦，说，下回碰上——

我立马接上：别叫以前的名。他点点头，提提腰带，走了，没几步又回头——我忘不了呢！——这才挥挥手，头也不回地离开。身子还是一斜一斜。

再后来我十八年没见过他，十八年了，我的女儿都长大成人了。晶晶是我从北京回去后才有的，我时常想，当时要是晚一点碰见老孙，他说不定还能知道自己当伯伯。

我十八年没见过他，但我还是不愿忘记他，他欠晶晶十八年压岁钱。他是孙知本，是孙吉来，后来叫方还杰，但不管叫什么他都是我好兄弟，我们骑一辆自行车上班，我和他认识了十年。

今年——阳历——年初，按十八年的经验，我刚想着，估计得等他十九年了，但我总还是疑心能在大马路上碰见他，也会疑心他是不是就藏在某个地方等着我，就像曾经那样，吃个饭，散个步，他就咣当一下坐我对面了。所以那天在上班的时候，我开着我那辆破雪佛兰，特意四处扫了一下。就这么一下，给我瞧着了。

瞧见他——我不知道他现在叫什么名——在公交站牌子底下站着，哆哆嗦嗦地在那等车。大冬天，风呼呼吹，雪四处飞。他呢，裹一件黑色羽绒服，眉上、短须上都白了，跺着脚取暖。我停车叫他，他看到我，一下子笑了。也不客气，打开车门就混着冷风往里面塞。没等我问，他就说他现在叫钟渠，他说他终于调回来了，以后说不定能常见面呢。我看着他的眉毛，雪化了，但还是白的。我心酸地说，这回能叫几年？他说不知道。然后就谁也不说话，都看着对方脸上的皱纹、老人斑、秃顶，然后哈哈大笑。

我和他见的面太少了，这导致我和他每次见面的时候都不得不回到八八年，变成三十八年前的两个混小子，仿佛这三十八年的岁月丝毫没有淋湿我们。后来坐了得有十来分钟吧，他说车来了，开门下去了。我透过后视镜看他上公交车，人多，他挤在后门那儿，脸贴着玻璃，不知道为什么，他没往我这儿看。

他这次没叫着嚷着让我记住他。我心里不禁有些发谎。不过我很快宽慰自己，他都调回来了，以后还不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事。但心中还是很责怪上面——人都调回来了，怎么就不能叫回原来的名儿呢。

不过，好在前天，也就是三月五号，在老东门外一个饭馆里，我又见着他了。总是吃，也不知道是我馋还是他馋。

那饭馆各位应该都知道，小芳的，你们管她叫芳姐，我五十多了，叫芳姐折她的寿。门脸不大，里面几张方桌，说实话，油腻腻的。典型的苍蝇小馆，好吃就行了，管什么健康呢。说到这晶晶又该骂了，我血压也高，她三番五次不让我吃这些，但要我说，人活一世，不吃这些还有什么意思呢。这么一进门面吧，看见他坐角落里，一个人，一盘花生米，就着二锅头喝。我晃晃悠悠走过去。

钟……钟什么来着？

钟渠。

对，钟渠。老钟，一个人喝？

等人。

不是等车就好——等谁？

不知道。

我就坐下了。他给我倒了一杯，说，喝。我问你等谁不知道，那你约的几点？他说约的六点，没说谁约的，就说有人来。我说搞半天还是等车。你这二十多年怎么过的，尽等车？他想了一会儿，说可不，尽等车了。等通知，等调令，等车，来接头。一辈子，就是等。

我说，真他妈的。

他说，真他妈的。

可是那晚上他等到十点，那人也没来。我们俩喝了三瓶二锅头——便宜，不好喝，我头到现在还疼着，不过应该没他的疼——他请的客。他说他在会里干了三十八年，调过十七个地方，用过四个名字。每换一个地方，就把前面那个名字扔掉。证件交上去，档案收走，户口上缴。孙知本没有亲戚，孙吉来没有朋友，方还杰没有家人。我说，去你妈的，怎么没有朋友。

他摇摇头，显然是喝多了，定定盯着我，举着酒杯跟我说，你不一样，你是兄弟。

我说这还差不多，喝。

他喝了，龇牙咧嘴，然后笑了，笑得巨难看，嘴角往上扯，眼睛却在哭。

他灌了一口酒，然后把这十八年朝我丢过来。

他说，有一年在哈尔滨，住那种招待所，四人间，但实际就他一个人。早上出门碰见个老太太，叫他小孙。他一下子愣了，小心翼翼地说您认识我？老太太说我怎么不认识你，你前年在这儿住过，天天从我门口过，还帮我搬过煤。他说我没来过哈尔滨。老太太说你这人真逗，你去年就在这儿，住三楼，天天哼歌，也不做饭，窝在馆子吃。我听得糊涂，说你到底去没去过哈尔滨。

他想了半天，后来想起来了，说，那是孙知本来过哈尔滨。可他那时是孙吉来。

后来有一年在徐州，刚到酒店，收拾箱子，翻出一封信，信皮上写着“儿收”。他打开看了，是他妈写的。信上说天冷了，多穿点，别老对付。你爸身体还行，就是惦记你。过年能回来不？说到这他一下子绷不住哭了，说，他拿着那封信，想不起来自己还有个妈。他想着想着不敢细想了，怕最后发现那个儿是孙知本或是孙吉来，但他已经是方还杰了。最后他把信叠好，放在招待所抽屉里，没带走。

有时候，早上起来上厕所，对着那面镜子，他都不敢在镜子前刷牙，就怕刷着刷着抬头看了一眼，发现镜子里那个人不认识。他会想，这人是谁？这么老了，眼睛这么红，脸这么长，头发这么稀。后来才想起来，这是钟渠。钟渠就长这样。

他对着镜子说你好。镜子里的嘴动了一下，一个劲往下撇。

他说到这把杯子里的酒一口干了，说，后来我也不知道我长什么样了。有时候我想，孙知本什么样？想不起来了。孙吉来什么样？也忘了。方还杰？更没印象。我就知道钟渠长这样，可钟渠是谁，我也不知道了。

我说没事，没事，我记着，我都记着。

三瓶酒喝完，他趴在桌子上，又哭了。六十二岁的人了，哭得跟小孩似的，肩膀一抽一抽的，噫呜噫呜的，像驴一样。哭完了抬起头，眼泪，鼻涕，拿袖子抹一把，说，孙知本是我，孙吉来是我，方还杰是我，钟渠也是我。可我不知道我是谁。我现在就知道，谁都不是我。

我说去你妈的，装什么高深呢，鲁提辖鲁智深花和尚，混成天孤星不都是鲁达？他们都是你。我这儿帮你记着呢。

我打包了蛋花汤，说你回家喝，解酒。把他一瘸一拐地扶出门，滴滴叫了辆车。上车前他抓着我的手，攥得挺紧，手特凉，死人一样，说，你还记得我叫孙知本？

我说记得。

他说那就行。就你一个人记得了。

然后他上车，走了。车尾灯红彤彤的，拐过街角就看不见了。

昨天早上我接到电话，说钟渠死了。夜里十二点多，到小区门口，从出租车下车，喝多了，原本走的就不稳，晃晃悠悠，在马路牙子上绊了一跤，后脑勺磕在石墩子上，血没流多少，遍地都是蛋花汤。但还是没抢救过来。身上没证件，就一张饭馆发票，安保部顺着发票找到小芳，小芳翻监控，这才认出他常来，可不知道叫什么。最后一拍脑袋，说昨天他和李主管吃饭来着，于是把我的电话翻出来。

我挂了电话，愣半天，最后松了一口气。

我想，钟渠死了，孙知本没了，孙吉来、方还杰，都没了。可我知道孙知本，我记得他长什么样，记得他在火车站拍我的肩说哪里需要哪里搬，记得他全国各地到处跑，记得他前前后后总共有四个名字，这些事儿，都在我这儿记着。

钟渠活着的时候，自己不知道自己是谁。没关系，现在他死了，我知道他是谁。而且现在你们也都知道了。

这挺好。

诸位，咱们今天送的是钟渠，他是方还杰，也是孙吉来，更是孙知本。

介绍一下，孙知本，一九六四年生人，属龙，享年六十二岁。爱喝蛋花汤，不爱吃香菜，爱吃猪肉粉条、烩羊杂碎、茴香馅饺子。是个跛子，走路往左边歪一点，喝酒上脸，喝多了不闹，就趴着哭。八八年秋天和我一起入的基金会，是我一辈子的好兄弟。这是我知道的孙知本。

他这辈子，等车，上车，要走，又要走。一直走。走到最后也没停下来。死在路上，也算走到头了。

钟渠没了，孙知本终于回来了，在我这儿呢。

这就挺好。

咱们喝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