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兴死了。
死在他租的那间屋子里。
我是他同事，也是他唯一的朋友。跟我一样，无亲无故，见人恨不得绕着走。
能成为朋友，全靠酒。我们俩都爱喝点，从酒聊到天南地北，聊到没什么可聊。就这么处着。
出事那天是周末。我拎着酒去找他，老巷子里很安静，只有几只野猫蹲在墙头晒太阳。我爬到他住的那层，敲门，没人应。又敲，还是没人。我喊他名字，嗓子都快喊哑了，屋里一点动静都没有。
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开始觉得不对劲。王兴这人，社恐归社恐，但从不放人鸽子。我们说好的事，他一定会到。我趴在他门上听了听，什么声音都没有。又给他打电话，铃声从门缝里传出来，闷闷的，一直在响，没人接。
我开始砸门，用拳头砸，用脚踹。隔壁出来一个人，看了我一眼，又缩回去了。我找了半天，在墙上找到房东的电话。
房东是个五十多岁的大姐，穿着拖鞋就跑上来了，一边开门一边念叨：“可别出什么事，可别出什么事……”
门开了。
屋里一切如常。桌子、椅子、床，都摆在原来的地方。窗户关着，窗帘拉了一半，阳光从缝隙里挤进来，落在水泥地上。热水壶的灯还亮着，红色的，一明一灭。我伸手碰了一下壶身，烫的。
王兴躺在地上。
他侧着身子，一只手压在胸口，另一只手伸向门口的方向，五指微微蜷着，像是想抓住什么。脸上的表情很平静，眼睛闭着，嘴角有一点干涸的白沫。
我蹲下去，推了推他的肩膀。凉的。硬的。像推一块石头。
房东在后面“哎呀”了一声，后退几步，靠在门框上。我让她打120，她掏手机掏了半天，手抖得拿不稳。我站起来，走到窗边，拉开窗帘，阳光一下子涌进来，照在王兴身上。
他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格子衬衫，我记得我们一起在夜市买的，三十块钱两件，他挑了蓝格子，我挑了红格子。裤子是黑色的运动裤，膝盖的地方磨得有点起球。光着脚，脚底板很白，沾了一点灰。
救护车来得很快。楼梯窄，担架上不来，两个小伙子硬是把人抬下去的。我跟在后面，看着王兴的身体在担架上一颠一颠，一只手从白布底下垂下来，晃来晃去。
医生在救护车旁边看了看，翻了翻眼皮，探了探脖子，站起来跟我说：人已经没了。
我问怎么没的。
医生说，等法医看了才知道。
房东和我都很难过，房东难过，是因为死人房子不好往外租了，我难过是因为以后再也没有人和我一起喝酒了。
房东在旁边抹眼泪，她说：这房子才租出去三个月，这下可怎么弄。
我站在巷子里，看着救护车开走。野猫还在墙头晒太阳，换了姿势，眯着眼睛。
后来尸检结果出来，说是心脏骤停。法医跟我解释，大概是某种先天性的心脏问题，平时没什么症状，突然就发了。他翻着报告说，健康人碰上这事儿的概率，十万分之一。
十万分之一。我不知道这对王兴来说，算走运还是不走运。
后事是我料理的。
派出所联系不上他任何亲戚，手机通讯录里，除了房东、几个同事、一个送外卖的号码，就是我。警察问我，你是他什么人。我说，朋友。警察点点头，在登记表上写了“朋友”两个字。
遗物是我收拾的。那间屋子房东催着要腾出来，有人来看房了。我请了半天假，把他的东西一样一样装进纸箱。
其实也没多少东西。几件衣服，两双鞋，一床被子，枕头下面压着一本翻烂的《活着》。桌上有台电脑，老款的，开机要响半天。抽屉里有一些零钱、几根充电线、一盒没吃完的感冒药。牙刷是蓝色的，牙膏挤了一半，口还开着。
我坐在他床边，忽然觉得这个人好像从来没存在过。
他的那些东西，我挂到二手平台上卖了。电脑卖了四百，衣服没人要，我找了个收废品的，十块钱全拉走。杂七杂八加起来，加上火化剩下的钱，一共一千三。
我自己添了一千，凑两千三，在郊区的公墓给他买了块墓地。最便宜的那种，水泥砌的，巴掌大的地方，上面刻个名字，下面放骨灰盒。工作人员问我刻什么字，我说就刻“王兴”吧。他问要不要加个“之墓”，我说不用，就名字就行。
下葬那天，来了三个人。
我，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还有一个和尚。
中年男人自我介绍说是研究的社会学家，说这种“孤独死”的案例很有研究价值，想来观察一下。我问他是谁请来的，他说没人请，他自己来的。
和尚是我和几个同事凑钱请的。同事们每人出了五十，说人走了，总得有个仪式，念个经什么的。我联系了一家寺庙，人家说出场费八百，念半小时，超度超度。
我说行。
那天天气很好，太阳晒得人发晕。公墓里很安静，只有蝉在叫。我们三个人站在那个小小的墓碑前面，谁也不说话。
和尚开始念经。念得很快，含含糊糊的，像背课文。我听着听着，忽然想笑。他念的什么，可能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我站在那儿，脑子里乱七八糟的，一会儿想王兴，一会儿想那瓶没喝成的酒，一会儿又想，花这些钱办这场事，到底值不值。
那个社会学家低着头，从兜里掏出个小本子，拿笔往上记着什么。
念完经，和尚转身就走。我看见他边走边看手机，大概是在查回去的公交车。走得很快，袈裟在风里飘，像个急着下班的人。
我看着也要走的社会学家，问了一句：“怎么就你来了？”
他停下来，推了推眼镜，说：“因为就你请了和尚。”
说完他转身走了，走几步又停下来，把本子揣进兜里，继续走。
我在墓碑前面又站了一会儿。风把地上烧纸的灰吹起来，打在裤腿上。墓碑上刻着“王兴”两个字，太阳底下反着光。
回去的路上，我骑着电动车，风吹在脸上，热烘烘的。红灯的时候停下来，旁边有个外卖小哥也在等灯，手机架在车把上，屏幕亮着，还在倒计时。我看了一眼他的侧脸，忽然想起王兴。
他也送过一段时间外卖。那时候刚辞职，找不到工作，跑了两三个月。后来我们公司招人，我把他拉进来的。他请我喝了顿酒，说谢谢。我说谢什么，一起喝酒就行。
回到家，我把那本日记翻出来。想找找王兴有什么遗愿。
真让我找着了，我找到一个重要又不重要的遗愿，重要是因为王兴喜欢一个女孩叫唐觉，不重要是因为王兴死了，王兴和唐觉是在一个花灯会上认识的，王兴对唐觉一见钟情，但一直没有对唐觉表白。
王兴记东西很省。每天就几行字，有时候就一句。“今天加班，累。”“外卖等了一个小时。”“楼下猫生了，三只。”翻到后面，有一页写得稍微多点。
“花灯会。人很多，挤来挤去。看见一个女孩，穿白色衣服，站在灯笼下面。灯笼是红的，照得她脸红红的。她买了一个兔子灯，拎着走了。我跟了几步，没敢上去说话。后来问别人，说她叫唐觉，在附近上班。名字真好听。”
后面又翻到几页，隔几天就提一次。“今天在街上看见她了，没敢打招呼。”“想给她发消息，不知道怎么开头。”“算了。”
最后一页，就写了一句话。
“唐觉。也不知道她记不记得那天的灯笼。”
我合上日记，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
窗外天快黑了，路灯亮起来，橘黄色的。
我又看了一遍日记。
站起身，把日记扔进了垃圾桶。
纸页落在桶底，发出一声闷响。
唐觉又看了一遍日记，
她站起身，随手把日记扔进垃圾桶。
纸页落在桶底，发出一声闷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