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P与GOC是怎么成为收容帝国的

[[include :scp-wiki-cn:credit:start]] 接受[[*user Skollynx]]的建议添加了较为必要的注释。感谢Skollynx的帮助！ 为尽量保证文本的完整性，现将注释内容置于此： **卡特尔(Cartel)：**是为了垄断市场从而获取高额利润，生产或销售某一同类商品的厂商通过在商品价格、产量和市场份额分配等方面达成协定从而形成的垄断性组织和关系 **康采恩(Konzern)：**金融寡头通过大银行或大工业企业，采用参与制掌握股票控制额，使其他参与者从属于自己，从而得以控制比其本身资本大几倍甚至几十倍的资本，在经济上占据更有力的地位，攫取高额垄断利润 **托拉斯(Trust)：**主要由生产同类商品的企业或产品有密切关系的企业合并组成，旨在垄断销售市场、争夺原料产地和投资范围，加强竞争力量，以获取高额垄断利润 **辛迪加(Syndicat)：**各企业不能独立地进行商品销售和采购原料，须由总办事处统一办理，从而在争夺产品销售和原料分配份额上进行激烈竞争。它们在生产上和法律上虽保持独立性，而在商业上丧失独立性 以上内容为Skollynx提供。再次感谢！ [[include :scp-wiki-cn:credit:end]] 在目前的世界中，SCP基金会与GOC是规模最大、影响力最高的两个异常力量；他们对异常的收容、镇压与运用毫无疑问达到了垄断水平。这一类异常组织集中垄断的过程与特点是不寻常的，呈现出与资本主义社会中大型联合公司所主导的垄断行动不同的特征，且必然因为其特殊性形成比托拉斯和康采恩更复杂严密的结构。 按照《中国收容业》的统计，2010年在中国境内保存30个以上异常的机构有12个，保有50个以上异常的有六个机构，保有100个以上异常的有4个机构，保有200个以上异常的只有基金会与GOC。这二者的异常保有量都在500个以上，若计入归档的和已废除的异常，则基金会的异常保有量可达2000个。2020年，除各个机构的异常保有量外各有上涨外，这种格局基本未发生变化。《中国异常》的数据指出，1990、1995、2010年届基金会与GOC保存的异常力量分别占了中国大陆的43%与21％、46.9％与26.71%、50.69％与28.8%。若按照异常的综合力量，即从其数量、危险性、可利用性与储能来看，这两个组织集中了中国大陆的至少90%异常力量。这是因为异常数量的集中与收容的集中并不是完全同步的。基金会与GOC有目的性地将危险性更高的、可利用程度更大的异常优先集中在手上，同时也以科研目的定向制造为自己所用的异常。尾随其后的目的较单一的组织（如格鲁乌P部门、伊斯兰异常物品回收办公室等）与力量弱小的异常组织只能捡拾基金会与GOC遗漏的异常；这些异常要么不受基金会与GOC的关注，要么尚未被他们的庞大情报网所发现。这使得基金会与GOC的力量与其他组织相比愈加强大，而且这一差距也会扩大得越来越快。 这种情况显然不止发生在中国。基金会与GOC的垄断格局，就其范围来看，已经遍布了全球绝大部分地区并稳定地存在着。美国的任何异常组织都无法与这二者的力量相比拟。西欧的基金会的异常存有量在2011、2017、2024年分别达到了50.1%、54.66%与59.62%；虽然就职员数量来看，西欧的基金会职员数仅为该地GOC的1.2倍，仅达当地次强的异常组织蛇之手、欲肉教与机械之神教会人数总和的约一半，但人数的集中不能代表力量的集中。基金会与GOC的异常力量、科技水平与组织严密性决定了上述三个敌对组织的联合也不能压制这二者之一。 这种垄断是从异常的集中开始的。就异常的持有水平来看，各个组织之间形成了巨大的断层。不计其数的个人持有单个异常，也有许多组织围绕着单个异常建立；但从单个异常到多个异常的变化是本质性的、飞跃性的，表示着持有者目的的改变，由偶然的、非目的性地走向有意识地收集异常。《智利异常调查（1999）》表示小异常持有者（持有单个异常的个人及组织）占了异常相关个人及组织的至少三分之二。只要迈出了由单异常到多个异常的一步，收容规模的扩大就是自然而然的。基金会与GOC天然地继承了前体组织的异常贮备，在起步上是有着巨大优势的。而一旦产生了部门的分工（这一点在基金会的历史中实现得很早），就代表着不同职能的联合，使得单纯收藏性的收容活动变得专业、稳固，并有了兼并能力。基金会与GOC历程中的大规模收容行动，尤其是对整个异常组织的收容与改组，就是以这种兼并能力为基础的。 上述情况都反映了基金会与GOC几乎二分天下的格局，这自然会导致二者的竞争与摩擦；但是，如此高度的垄断组织之间的对抗不仅不能作为反垄断的自由的因素提高这一领域的自由度，反而会从反面进一步遏制自由竞争。在大体量的竞争中其他主体难以参与，而竞争双方一方面为提高竞争力更加急迫地吞并集中，另一方面则部分地订立合约。在二者长期的竞争与合作中，每次重新建立合作关系或停止激烈竞争都伴随着新的卡特尔的建立。然而，当下次竞争开始时，这种卡特尔就自然消解了。这种不稳定的特性与基金会和GOC实际上的独立，使他们长期以来不能成为辛迪加或更成熟的形式。我们所说的“比托拉斯更复杂的形式”是就其个体——基金会与GOC内部而言的。他们本身的部门协调与分工、异常的集中与技术研发使得异常收容的社会化提高到了极高的水平，并使其自身足以成为垄断组织。同时，其部门的官能与业务范围之广也使得其足以有力地承担金融、科研与政治之外的任务，将其自身升级为几乎涵盖所有领域的大型复合体，比之托拉斯和康采恩显得更为复杂。 然而，这类垄断组织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大型联合公司所主导的垄断依然在结果上有所不同。一个显著的差别是他们无法达成任何事实上的地区的瓜分。汉堡-美洲包裹投递股份公司和北德劳埃德公司与美英合并形成的国际商轮公司签订了瓜分世界的合同，明确规定哪些港口归谁使用并设立监察委员会；德、法、英、美、西、奥等国的钢铁托拉斯都进行过对地域的瓜分；这样的瓜分在当时数不胜数。然而基金会与GOC的站点、前哨站与功能区之间互相的纠结与穿插使得这种瓜分实际上很难进行，尤其是现今这种异常管辖“飞地”相当固化的情况下。 基金会与GOC垄断的趋势不仅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也会存在。没有异常世界的一个统一的主导政府实行强有力的管控，这两个组织将必然地在这条路上发展下去。就目前来看，这种集中已经很好地发挥了它的历史作用，大大强化了两个组织的收容水平和异常运用能力；然而，这种格局所造成的隐患也是可以预料的，如遏断某些异常的开发以及两个过强集团之间的决战可能。但即使我们意识到这些隐患，在缺少主导下，也难以单方面地改变它；同时，这种垄断格局也意味着即使是高危异常也无法将这种收容活动打破。如果基金会与GOC因为异常活动而消失，只要这种集中的规律依然存在，那不久就会生长出第二基金会、第二联盟和第三基金会、第三联盟，将他们的垄断行动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