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染性蝴蝶
2024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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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拾东西的时候,我看见窗外的河流得很缓,水面上浮着雾,空气冰凉。办公室里的小伙子大声喊着:“我爱上过一万只蝴蝶!”我抱着东西走出办公室,心里想着,我呀,也爱着一只蝴蝶。安保人员盯着我的背影,步子很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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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鳞翅目节肢动物,生二对翼,群居,吸血,繁殖力强。我第一次见到蝴蝶,是十三年前。隔着一面十余米高的防爆玻璃,我仰着头,盯着隔离室深处,灯光昏暗,看不清轮廓。我便就这样伏在玻璃上,屏住呼吸,一动不动。时间也昏暗了下来,变得模糊而慢散,也许过了几分钟,又或许是几十分钟,玻璃开始颤抖,影子起伏涌动,直到——直到一抹无法用已知语言描述的颜色从底部升起,笼罩了整间隔离室。十余米高的玻璃被闪烁流淌旋转泛滥的浓烈极彩覆满,我的眼睛瞪大,世间一切都在远离,稀释,淡去,只有蝶群在盘旋。我突然有了一种模糊而不安的预感。
几年之后,蝴蝶成了我的工作。人类和这种飞旋的死亡撕扯了上千年,用网索、火焰与电击。而最后,将天空涂抹成五彩的鳞翅与卷曲口器总是会淹没一切,像一幅艳得刺眼的裹尸布。第三次蝴蝶战争结束后,全球人口锐减30%,生产停摆,社会崩溃。新世界的秩序在蝶灾稍敛的空窗期跌撞着缓慢建立起来,对偶发小型蝶灾的防控与镇压作为最高优先级事项被谨慎而严密的组织进行。除此以外,对战后潜逃的蝶派人士的搜捕、清算与剿杀也在我当时的职责之内。蝶派是对一系列类邪教反社会恐怖组织成员的统称,至少我转正前接受的培训如此定义。
我就职后的最初一段日子过得很压抑,一旦接到疑似蝴蝶的目击报告,我们便被派往相应位置。那些地方通常是战争期间被蝶群榨空的荒城。街道空荡无人,黑黢黢层叠耸立的废弃高楼,白铁似的月光,生锈的公共长椅,幽绿色的应急灯,狭窄的走廊,老式儿童乐园。在那里,所有人都会放轻脚步,我们常常几小时不相互交谈,除了呼吸声和对讲机的电流声,什么也听不到。我们衣服上喷着吸引蝴蝶的合成诱虫剂,那种味道闻着像芦苇,像褪色的旧相片。我偶尔会有一种错觉,自己早已死在了七十年前那场战争中,如今的记忆与生活只是死前一瞬间的幻觉,另类的走马灯,并非关于往事,而是不存在的未来。
交火时有发生。电击器是目前最好的对策,但并不总能奏效。蝴蝶似乎随时可能从任何地方毫无征兆地飞出,甚至不像是一种生物,更像一种致命的恶作剧,一场醒不来的荒诞噩梦。那时我慌不择路地钻进一台报废电梯,蝴蝶急切地撞击在斑驳的墙壁上,老化变形的锈蚀钢板吱呀作响不止,我蜷着身子,背靠墙壁,整台电梯轻微颤抖,摇摇欲坠。头灯的光在昏暗逼仄的电梯里显得冷冷的,灰尘在光柱里缓缓浮动。衣物和皮肤间沾满了血浆、粘液、残碎的蝴蝶尸体,搅着蛋白质的焦味,浸透了全身。我觉得自己咽喉里卡着半片蝴蝶翅膀,但没心思检查。我看见蝶群冲开厢门,飞旋着将我吞没,而后在电梯角落里惊醒,眼前仍是头灯前静静漂浮的灰尘;有时我会看见挡板断裂。电梯轰然下坠,失重,恶心,眩晕,直至坠入地心,压在亘古的地层下窒息。上头将这种现象解释为蝴蝶体内迷幻性神经毒素所致。一次次死去惊醒间,我已经丧失了时间感知。
当我看见天边灰白的曙光时,我只把它当作又一种幻觉,呆滞地躺在天台的水泥地上。她用脚推了推我,我的眼珠便缓慢而生涩地向一侧滑去——
我看见血红的太阳升上地平线,浓重的霞光把远方的江面染红,惊起一滩蝴蝶。蝶翼映着粼粼的日光,在空中轻柔地舒展,呼吸,低吟。眼前的天空陡然开阔了起来,变得轻盈得像是桨声。时间开始流逝,在江面的晨风中飘飞。江岸上开满了野花,四野空旷而宁静。我突然涌出一种想哭的念头,不是为了噩梦,而是为了一首诗。
回去之后我想了很久,决定继续干这行。她作为证人为我作保,把上头安排的“心理水平测试”推掉了。我觉得这意味着某些令人不安的事,但没有多问。之后的日子变得轻松了许多,像是习惯了,像是终于融入了什么。我被上调做内部工作,出外案的次数少了挺多。我尽力说服自己,把心里的犹疑抛诸脑后:这是该享受生活努力做点事情的时候。人总会遇到些古怪,没必要多想。而决定和她开始交往是很自然的事,如预先排演过般顺理成章。见到她的每一眼都像是明红的曙光,像江滩泥土的草香。新的生活与感情如旋风一般,把我裹挟进去,转得飞快。
严格而言,审讯蝶派分子并不是我们部门的职责,不过由于程序问题,一般也会从这里经手。颇为异样的是,我所见到对蝶派分子的管理模式相比于罪犯,更像是致命传染病携带者。一些零碎的接触显示,大部分蝶派人士并不承认自己与七十年前的战争疯子间有任何瓜葛。幸而这并不能说明什么,他们大多有人工饲养繁育蝴蝶或是邪教崇拜之类危险的恐怖主义行径,或许是战后受潜逃战犯影响的新兴组织。唯一令我在意的是他们的梦境,他们一再提及关于月光,林中空地,坠落与反复死亡的梦境;他们谈及不尽然逝去之物,谈及时间的静默与褪色。
在更进一步之前,站点主任喊停了我的调查。主任一向对我颇有微词,他是个敏感自矜而常汹汹不平的人,据说以前立过功,捏过印把子,一时风光无两,数年后以某些语焉不详的罪名被罢免,下放到我们站点。他曾多次写申请要求将我“隔离审查”,而我当时并不清楚这种质疑与猜忌是基于何种动机。调查无疾而终,而我并没有闲暇沮丧。专题工作,联合围剿,租房,搬家,同居,要忙的事太多了。
断断续续的噩梦仍困扰着我,他们给我开了药,说是常有的症状,高强度高风险的工作,创伤后心理应激反应,可能还有神经毒素的作用。她没说话,想了一会儿,把两瓶酒摆在了主任办公桌上,“把他的外案工作全停了吧。”主任盯着她,只是沉默,眼神像是老练而严慎的猎人,斟酌着生死攸关的抉择。办公室背后窗外河水很缓,铅灰色的天高旷而沉肃。最后他开口,可以。
之后,我大部分时间都在站点内度过,按医嘱吃药,工作大多无需亲自上阵,坐在办公室里对各项事务大致过问检查一遍便是。只是清闲安缓的生活并未使我的症状有所缓解。不安与焦虑日渐滋长,我感觉自己只是在束手等待着一个早已被告知的结局,别无他事可做。
半年之后,石头落地。她失踪了。没有争吵,没有征兆,甚至那段时间根本没有任何不寻常的迹象,我也不记得自己有过任何特殊的举动,她离开前的那天就像无数个我们曾度过的日夜,而第二天早晨,屋里便已全无她的痕迹。她的生活用品也无半件留下,衣服,牙刷,拖鞋。仿佛一直以来我都是一人独居。这突兀而无法解释的离去,终于让扯紧的线团崩断了。我四处寻找,试图抓住些许草灰蛇线。令人绝望的是,没有人还记得她,站点的同僚也讶于我曾与人交往之事,而我的相册里甚至不剩哪怕一张与她的合照,就像是终于消散的晨露,江面上被风抹去的水纹。我独自一人躺在床上,胃里阵痛不止,一旦合眼,昏瞑中便泛起层层青赤斑纹。我常常听见墙中发出异响,像是飞虫扑翼的振动声。起身后,却只看见过分宽敞的屋子,让人喘不上气。我把家具推到墙边,撬开地板,望着平整如新的水泥发呆。一个人从浑茫的思绪中渐渐上浮露出。我想,如果有人能明白如今的事,便只有主任了。
我开车回到站点。站点出乎意料的安静,城市般复杂回折的建筑结构并没有使我感到漫长,胃绞痛愈作愈烈,脚步声在空荡的走廊里回响。我在门前站定,敲门,没有回应。吸气,扶上把手,开门。
站点主任仰靠在皮质扶手椅上,身上吸满了斑斓层叠的蝴蝶,耸起的蝶翼鳞栉密铺,失去生命色泽的眼睛向上瞪大,肚腹被纵向剖开,里面空空如也。平缓的河水淌在窗玻璃背景外,似灰白色挂画,而窗内浓彩腥烈。我深吸一口气,向后退了几步,轻轻关上门,没有惊动蝶群。我手抖不止,步子迈得越来越快,直到在无人的走廊里独自狂奔,径直冲向档案室。站点主任身份识别密钥,五级权限,加密文件。蝴蝶的认知干扰性质、对于蝴蝶物质存在性的质疑、关于蝴蝶与人类情感与认知机制形成的报告——我要的不是这些文件;人事档案,履历检索。我把她的名字输进去,狠命拍下回车。开始检索,耳边电脑主机的嗡鸣声使人头颅肿胀眩晕,胃绞痛如酒精灼蚀。检索完成。资料库里有她的档案。
**她在我入职前四年以具有蝶派思想的罪名被枪决。**
一片死寂,只有机箱嗡鸣。胃阵阵痉挛,绞拧,啮噬,恶心泛上喉咙。我紧抓椅子,试图起身,却跌倒在地。电脑屏幕一阵闪烁,满屏杂彩噪点,我竭力不去联想与那颜色相似之物。身体控制不住的抽搐,某处传来人声,档案室响起警报,但我听不见了。痉挛与抽动将我扼住,又一阵,又一阵,疼痛加剧,无法呼吸。反胃感从喉管中泛上,强烈的呕吐欲。而后一切都停止了。阵痛猝止,空气钝滞,整个世界被抻薄捺开,感知与声音弥散远逝,最终再无所剩。除了一种流动,沿着喉管,无法抑制地涌上咽,潮湿纤薄的膜在舌腭间滑动。我弓起身子,将一只蝴蝶轻轻吐出。
我失去意识前想,她会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等待体液充盈翅脉,在河面的晨光下舒展她的鳞翅,顺风而去,带着我们癔症般缥缈轻盈的爱,飞过江滩,飞过大海,一去不还。
安保人员将我推进行刑室,门在身后合紧,银白色金属泛着灯光。我闭上眼,空气湿润冰凉,白雾在河面上浮动,天地间淀着黯青色的灰。一只蝴蝶中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