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妈妈捡到的那个东西不是一条狗

[[include :scp-wiki-cn:theme:night-rush-theme]] [[>]] [[div]] [[module rate]] [[/div]] [[/>]] 我离家去外地上大学那年，母亲养了一条狗。 说是狗，但其实那根本不是一条狗，我看得出来，只要是个人都能看出来。 妈妈，那不是一条狗。我对她说。 妈妈，狗不会长着十七八根穿透上下颚的锐利尖牙，不会有遍布全身的裸露皮肤，也不会有凌乱而纠结在头上的长长鬃毛。 可母亲说，那就是一条狗。 是一条暴雨的夜晚，母亲从工厂下班回家时，撑伞路过一盏坏掉的路灯，在灯柱子下捡到的狗。 它以后就是我的小狗了。母亲说。 母亲给它取名叫做小乖。 母亲取小乖这个名字，我心里其实有些不舒服。因为，在捡到这条“狗”以前，母亲一直是叫我小乖的。 这让我我忍不住去想，在因年岁而逐渐变得疯疯癫癫的母亲记忆里，年幼的我之于她，就像是一条喂饭就能很听话的小狗，还是说她只是在缅怀我还只是个懵懂幼童的时候，出门只知道牵着她的衣角，任何时候，都只需要远远一声呼唤，就会乖乖向她跑。 可是这种问题是不能去问的，我只能在沉默中点头接受。 我在沉默中看着母亲给小乖洗澡，员工住房的狭窄厕所里热气腾腾，她把小乖放在给儿时的我洗澡的那个塑料澡盆里冲水，那盆已经很老旧了，曲面边缘的红色老化，褪成脆弱的乳白。 那真的不是一条狗。 可母亲看起来正为这条新来的“小狗”而感到分外欣喜，我不忍破坏她那来之不易的欣快——在我记忆中，自父亲死后，她的脸上就鲜少出现笑容。 我接到远在他乡的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母亲更是坐在窗边，不发一语，静静地流泪了一整夜，任我怎么劝说，都不肯移动。 它不是狗又怎么样呢？我安慰自己。母亲喜欢它。虽说长得可怕，但毕竟也并不咬人，随它去吧，恰好，也能和母亲做个伴。 况且，我心里阴暗的角落想道，狗都是需要带出溜的，只要母亲真把它当狗一样带出去溜，大院里其他遛狗的邻居看见了，肯定都是会报警的。警察见到这只“狗”，立即就会明白过来，把它带走去无害化处理掉。母亲可能会伤心上几天，但最终都是会习惯的。 毕竟，这真的不是一条狗。 我想，如果母亲还是想要养一条，去乡下老人家给她抱养一只就行了。 捡回小乖的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起了。 匆匆吃过母亲头天中午就熬好的稀饭，留下纸条，拖着行李，我就去车站，赶火车上路了。 我同母亲撒谎说我订了中午的火车，其实是大清早，我之所以没说实话，是因为我不想母亲去车站送我：我怕看见她呆滞的眼神，还有那双木然的红肿眼睛里留下的酸涩眼泪。 到学校报道花了我半天时间，途中走错几次路，路上还被卖苹果的老太狠狠讹了一笔，她先是热情地拉着我去她那两只破箩筐那儿看，然后又让我挑几个，我难以推辞，只好顺着她的话摸了摸那破箩筐里的苹果-一看就很酸，每个都蔫头巴脑的，已经在九月的骄阳下晒脱水了。我本想说谢谢阿婆，我不买，结果老太忽然一下就翻脸了，非说我摸过的苹果都被我捏蔫巴了，逼我全买走，否则她就要一大把年纪地当街犯心脏病了。 老太言辞激烈，唾沫四溅，我实在拿她没办法，又怕真给她闹出个好歹，只好乖乖付钱，买下了那一斤又瘦又黄像童工似的酸苹果。 我把皱巴巴的钞票恶狠狠地塞进老太手里，她用沾唾沫星子的手指点钱，喜笑颜开。那张菊花似的老脸上褶皱苏展，看起来一下子年轻了好几岁。 我付完了钱就只想赶紧离开这个晦气地方，可那阿婆却像是变了个人，从一开始讹钱的那副嘴脸变成了慈祥的邻家老太婆，她热情地对我挥手作别，说年轻人你心肠这么好是会有好财运的。 什么好财运，我一边加快脚步，一边在心里暗骂，你是想我赚钱了再来被你讹笔大的吧？ 好不容易在学校宿舍安顿下来，天早黑透了，我看了看校园里亮的隔三差五的路灯，决定第二天再去公共电话亭给母亲打电话报平安。我已经是这么大个人了，早有自理能力，母亲应该也不致于对我太过于担心。 第二天恰逢周末，我用宿舍楼一楼的公共电话给家中的母亲去电，电话响了很久，我等的几乎不耐烦，又怕是母亲在忙做饭，一时间腾不开手，也心疼投进电话机的硬币，于是只好等着，过了好一会儿，电话才被接起来，可接电话的，却是和母亲同住一层的王婶。 “婶儿，我妈呢？” 王婶告诉我说，我妈早早就去伺候她在绿化带里开的那片菜地了，此时还没到晌午饭，她还没从外面回来。 我妈不在，为什么王婶会在我家？我有些疑惑，记忆中，对门的王婶的确时常来家中找我母亲玩，可我却不记得母亲是否给过王婶我们家的钥匙了……不过我离家上学，家里…的确可能缺人照看，母亲给王婶一把钥匙，也算不得很奇怪。 学校的电话又旧又脏，通讯质量很不好，王婶的声音有些模模糊糊的，忽远忽近，就像是她正开着免提，一边走动，一边说话，听着很费劲。 为了省钱，我不想多说，赶紧同王婶寒暄了几句，拉了拉家常，托她替我给我母亲报个平安-我明天中午再给她打电话。王婶满口答应。 临挂电话时我忽然想起母亲养的那条“狗”，王婶对那条“狗”绝口不提，我心里觉得奇怪：“小乖”长得并非只是有些丑，简直是凶神恶煞外加汁水淋漓，这玩意只应该出现在美国大片的特效里，生活中我还是头一次见到有生物能长得那么恶心。王婶是个标准的长舌妇，能把院子里年轻姑娘的指甲油嚼成她亲眼见过的避孕套，我并不爱同她接触，可她就住我家对门，经年累月地她也早与我家成了熟人。 我于是问：“哎，对了啊，婶儿，你见着我妈新养的那条狗了没？” “狗？”王婶在电话那头疑惑地说，“你妈没养狗呀？” “新养的，”我解释道，“我去念书头天晚上我妈搁路上捡回来的，老大只了，也不知道我妈牵不牵的住。” 我希望王婶能尽快发现我妈捡的那只取了我乳名的怪物，赶紧打电话，通知公安局。 王婶的声音听起来更疑惑了：“没呢？我昨儿晚上还去帮你妈摘豆角了呢，也没见着你家有狗啊？” “怎么会呢？那么大一头，黑黑的，就在……”我说到一半也停住了，绞尽脑汁也想不出小小的家里能让那玩意儿藏哪儿去，“……哎，算了，没事儿，婶儿，毕竟是捡来的，可能已经跑了吧。” 跑了也好，我想，至少少了一桩心事。 王婶还想继续东拉西扯了，我没有兴趣接，敷衍了几句，就说我要去写作业，把电话挂断了。 第二天我往家里打电话，这次是母亲接起来。 “妈，”我说，“我到学校了，今天开始上课了，这边一切都好，老师挺和蔼的，同学也看着都还不错……” 母亲的反应淡淡的：“嗯，行，那你在学校里好好念书。” “妈，”我说，那个熟悉而又分外陌生的名字卡在我的喉咙里，“小乖…嗯…你养的那个狗怎么样了？” “很乖啊，”母亲说，“和你小时候一样…可听话了…小乖，来，和哥哥打个招呼。” 那种隐约的不适感又来了，我真讨厌母亲用叫一个孩子那样的语气叫那玩意，就像是它是母亲的新孩子…可它甚至算不上是一条狗！ 我听见一阵爪子敲击在光滑地面上的声音，随后是一种像肺癌病人躺在床上咳痰一般的沉闷咕哝声。 我有点犯恶心，但又只能假装若无其事，不想让母亲听出来：“它听起来不太正常啊，是不是感冒了？” “是吗？”母亲的声音仍然是淡淡的，隐约有点气喘。 “妈，外面捡的动物身上传染病多的很，洗不干净的，你回头带它去宠物医院检查检查，让医生给看看有没狂犬病。” “怎么会有呢，”母亲说，“干么花那冤枉钱。” “花不了几个钱，看了安心些，咬人了才晓得更不好。” “知道了。”母亲平静地说，似乎咳嗽了几声，但我没听真切，也可能是她脚边的那坨玩意在咳，“回头找时间，带去看看吧。” 我松了口气。母亲同意带那玩意去看宠物医生，医生总该能看出来的，那东西不是狗，得赶紧报警。 “那行，妈，我挂了啊。” “行。” 母亲挂了电话，很是干脆利落，我愣了一下，不知道是不是我想多了，母亲怎么显得对我有些…不耐烦？ 我摇摇头。 此前我从未离家这么远过，何况一走就是小半年，我也并不知道母亲应当对我是怎样的态度…也许自从父亲死后，她对于离开身边的人都有了一种自然的疏离感…只要我时常去电，等过上一段日子，母亲应当还是原来的样子…她只是还没习惯罢了。 我想的没错，我保持着每一两天就去次电话的频率，最开始的几次冷漠后，母亲也渐渐回到了那种絮絮叨叨，细微如风的状态，她的关心绵延又漫长，一根细细的电话线就这样牵在山河两头，沉甸甸地填满了我的心。 最让我开心的是，一两次通话后，母亲就似乎意识到了我并不喜欢小乖的事实，只要我不提，她就不会主动对我提起那只可怕的东西。 不过，那玩意到底怎么会迄今为止都没被警察或者维护市容市貌的相关部门抓走，我实在百思不得其解，一度萌发过自己给警察局打电话的念头…可我实在不愿伤母亲的心，于是只得按耐作罢。到后来，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也许只是因为我见识短欠，只见过教科书上描绘的那些动物-而我们使用的生物教科书早已落伍，最新一版都是至少六年前编纂的了。 世界日新月异，有什么我没见识过的物种出现…也很正常吧？ 母亲所在的工厂以前是座军工厂，坐落在群山边缘，尽管后来转为氮肥厂，原本的员工住房区也依着厂子扩张，添了学校，商场，车站等便民设施，逐渐发展成了乡镇，但毕竟就依着十万大山，山里冒出些不常见的野生动物…也许也算不得什么稀罕事。 母亲已经在厂里工作四十余年。说不定正因为她早就见过那种长相可怕，性情却意外乖顺的野兽，所以才毫不见怪…也说不定。 这样的念头一度已经把我自己说服了，我开始相信那头有着大块裸露的斑驳皮肤的东西只是一种山里爬出来的罕见野兽，只要它不咬人，不伤人，母亲就这样养着它…也没什么。 在大学里的第二个月，新生的学习和生活都开始稳定下来，学校的社团也随之开始招新。 社团招新地点设在南足球场上，各社团在开学的头一个月里都卯足了劲儿地用心准备，就等招新时大展身手，吸引志同道合的有为青年加入。 我一直都对文学和哲学很感兴趣，本想加入哲学社或诗社-我所报考的这所大学，诗社远远要比文学社出名的多，我几乎也算是慕名而来，很想与这些才华横溢的人结识一番。 就在我目的明确地在一排排社团摊位前寻找诗社的挂牌时，一块本该很不起眼的、A4纸对折成的小牌示紧紧抓住了我的眼睛。 “边界勘定者：探索与发现”。 这行字很长，A4纸本就不大，再加上对折，夹在一片花花绿绿的巨大招新海报之间毫不起眼，甚至一晃神就会完全忽略掉这个挤在动漫和舞蹈社之间的苍白小社团-两个人在一张不知哪儿搬来的空课桌后坐摊，桌上什么都没有，只摆着那张纸片。 这个摊位也的确门可罗雀，可鬼使神差地，我就向他们走去了。 当时我只是出于存粹的好奇，事后想来，那或许是由于我的潜意识中一直存在着难以描摹的焦虑与不安，我的本能在未知前瑟瑟发抖，因此，一见到那张纸上的黑字，我的直觉就开始拉响警报：就是它，就是它，你在找的就是它，去看看吧。 我走到“边界勘测者”们寒碜的摊位前，桌后的两个人都没注意到我单位存在。他们正头对头，膝抵膝地低声谈论着什么，语速飞快，其中夹杂着“论坛”，“管理员”，“封贴”这样的网络词汇。 我有些失望。光看社团名字，本还以为是什么科学探索与发现相关的学生社团，现在看来，说不定只是一群网瘾少年而已。 但我还是决定对他们的社团咨询上一两句：毕竟，来都来了。 我清了清嗓子：“同学你好……” 桌后的两人猛然打住话头，同时转过头来看着我，两人脸上都是一种警惕的神情，刹那间，我竟从两个年纪和我差不多的青涩学生脸上看出了一种杀意！这种目光看的我不由倒退一步：“……呃，不好意思，打扰了……” “没事，不打扰不打扰。”两人中戴黑框眼镜的那个学生说，他目光柔和下来，就仿佛刚才那一瞬间只是我的错觉，“同学是想咨询社团活动的事情吗？” 他指了指桌上摆的那张A4纸，我现在才注意到它后面压着半块砖头-难怪没被风吹走-我点点头。 “啊，对，你们这个社团是…是做什么的？” “我们是勘测人，”黑框眼镜说，“我们这个社团的宗旨是探索人类已知世界的边界，寻找不可能的可能，探寻所有被人们认为是“不正常”的异常现象，可以说，灵异现象，恐怖传说，民俗，怪兽，这一系列东西都在我们的探讨范围内。” 如果放在以前，我一定会觉得这是一群江湖骗子或者神棍聚集在一起互相唬人的不正经社团，可在那一刹那，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唯有母亲捡回来的“狗”的模样栩栩如生地浮现在我眼前。 “……你是说…你们…研究怪兽？”我的嘴皮发木，几乎是自动说出了这句话。 黑框眼镜旁边那个金丝框眼镜扶了扶镜框，忽然兴奋起来：“同学你对怪兽感兴趣？你对哪种感兴趣？我们社团去年的大课题是研究西藏雪怪，还组织了一次实地勘察活动，取得了突破性的一手调研数据！比较遗憾的是好几位同学都产生了高原反应，没能亲自对雪怪的遗留痕迹进行采样，但是没关系，今年我们……” 黑框眼镜打断他：“你别急，让学弟说。” 他转向我：“同学，你是对调查传说中的怪物感兴趣，还是说对调查其他异常生物感兴趣？可以说，只要是这个世界上稍有名气的异常生物，我们都有最专业，最可靠，最前沿的信息和资料。这个信息来源和渠道你放心，我们不是骗子，边界勘定者这个组织都好多年了，有传承的，其他高校都是有我们的同志的，人不少，咱们学校人少，因为这才申请下来第二年。” 我说：“那…那你们知不知道一种东西，四肢着地，有十几根把自己上下颚都刺穿的獠牙，皮肤像是烧烂又长好的光滑脓包……” 我把那个东西的样子和他们形容了一遍，两个人面面相觑，其中黑框眼镜哑然失笑：“同学，你这想象力也太丰富了，我们是科研性质的社团，不是写科幻小说，如果让你误会了，不好意思，我们不收写小说的，你还是去问问文学社吧。” “这不是想象，”我说，“这是…我母亲捡到的。她告诉我那是一条狗。” 那两眼镜仔愣了，对视了一眼，表情凝重起来。 “你说真的？”金丝框问。 “如果你没胡说，那玩意不管是什么，绝对不是条狗。”黑框眼镜笃定地说，我第一次听到有人和我一样如此确定那不是狗，几乎鼻子一酸，想立马打电话给我母亲，让黑框眼镜现在就把那话再说一遍，尽管他从来没有亲自见过那东西，但正如他所说，哪怕只听描述，都能确定那东西不是一条狗。 母亲怎能把那样的东西当作狗呢？ 一想到那样的东西正在家里和独自一人的母亲共处一室，我就感到一阵迟来的不寒而栗，几乎冲动地想要立即订票回家去把那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东西丢出窗外，或者至少打电话给警察—— “但你说，令堂把它当流浪狗收留了？”黑框眼镜打断了我的幻想中的颤栗，我回过神，他正满脸严肃地看着我。 “……对。她还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叫小乖。”那个名字还是这么的难易启齿，如鲠在喉。 黑框眼镜愣了一下，似乎无声地咀嚼了一遍这个名字。 “……这么说，它不伤人？” “应该吧，”我说，“它…目前为止还没有咬过人。” “它吃什么？”金丝眼镜说，他已经不知从哪儿翻出了一个毛边的小本子，嘴里咬着笔盖，正跃跃地看着我。 “不知道，”我承认，“我来学校的头天晚上我母亲才捡到它……第二天一早我就赶火车去了。” “你把你妈单独和一种不知名的野兽留在一起？”金丝眼镜难以置信地说，“不好意思，那你爸呢？” “离世了。”我说。 我这才后知后觉地感到害怕-现在想想，我完全回想不起来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内驱力使我如此心宽地将母亲留在家里，和她新捡回来的怪物共处一室-我猜可能是因为母亲过于坚决那是狗，以及她过于平淡的态度，以至于我不知怎的就相信了她，并荒唐地无事那东西的外表，说服自己那只是一种丑陋但无害的狗。 我应该报警的，现在就该去。 但接下来黑框眼镜说的话暂时打消了我的念头：“不一定，这个同学刚刚说他们家住在山坳里，背靠的就是群山，那个地方我听说过，隔壁西南大学的教授曾经带学生去那里野调，发现两种此前从未在中国观测到的罕见野生动物，那地方就是未开发的野生动物宝库，出现我们没听说过的新物种也不稀奇。” 黑框眼镜又转过来看向我，他的眼神只能说是狂热：“同学，我们有个不情之请——我们想亲眼看看，那条非狗的狗。” 我同意了，但后来发生了什么……我却记不清了。我只记得……当我们抵达的时候，楼下摆放着无字的花圈，楼里缭绕着炊烟的气味，我打开家门，发现母亲已经不见了。 我推开门的那一刻，屋子里静得像是被人掏空了灵魂。母亲不在，空气里却还残留着她熬稀饭时淡淡的米香，混杂着一股潮湿的霉味，像是什么东西在角落里腐烂。大红色的塑料澡盆歪倒在厕所门口，水渍沿着瓷砖缝淌了一地，湿漉漉的，里面还残留着花白的女人发丝，像刚被用着，被急着起身的使用者一脚踹翻。 我喊了一声“妈”，声音撞在狭窄的墙壁上，弹回来，我又喊了一声，却哽住了。 黑框眼镜和金丝眼镜站在我身后，他们没说话，只是盯着屋子里的每一个角落，眼神像是猎犬嗅到了血腥味。我迈进屋，地板上有些黏糊糊的痕迹，黑乎乎的，像油又像血，我蹲下来摸了摸，指尖冰凉，闻不出是什么味。桌子上的搪瓷碗里还剩半碗凉透的稀饭，筷子横在碗边，像是母亲刚吃了几口就放下了。小乖呢？我环顾四周，那个东西，那个抢我名字的…的怪物，有哪儿去了？ “那个怪…狗呢？”金丝眼镜打破沉默，声音有点发颤，小本子攥在手里，笔盖却不知道什么时候掉了。我瞥了他一眼，不合时宜地意识到他是兴奋而不是恐惧。他们并不关心我母亲，他们关心的是怪物。 “不知道。”我说，嗓子干得像吞了沙子。我走进母亲的卧室，床铺整整齐齐，被子叠得方方正正，有股潮味，像从来没人睡过。衣柜门半开着，我拉开一看，里面空了大半，母亲常穿的那件灰色毛衣不见了，还有她那双磨得发白的布鞋也不在。我的心猛地一沉，像是被什么东西拽着往下坠。 楼下的花圈是无声的警告。我跑下楼，问了几个在院子里抽烟的大爷，他们说昨天傍晚有人瞧见我母亲牵着“一条大黑狗”往山里去了。那大爷眯着眼睛，吐了口烟圈，慢悠悠地说：“你妈那狗长得怪吓人的，牙跟刀子似的，我还以为是她从哪儿弄来的野兽呢。”我没接话，转身就往山的方向跑，黑框眼镜和金丝眼镜跟在我后面，他们喘得厉害，却一句抱怨都没有。 山路湿滑，昨夜的雨把泥土泡得稀烂，我的鞋踩进去，拔出来时满脚都是红泥。我们走了两个多小时，喊哑了嗓子，嗓子眼里全是腥味，可母亲的影子连半点都没见着。天黑下来的时候，黑框眼镜拉住我，低声说：“不能再找了，山里晚上不安全。”我没理他，甩开他的手，继续往前走，直到脚下踩空，摔进一个满是拉拉草的山药老坑里，膝盖磕破了，脚也扭了，疼得我眼前发黑，但我没哭，哭不出来。 在两个眼镜边絮叨边把我拖回去的时候，我没在听，只是脑子里乱成一团。母亲去哪儿了？她为什么要带那东西上山？是她自己走的，还是那玩意儿把她拖走的？我不敢往下想，可那些念头像潮水一样涌上来，堵得我喘不过气。回到家，我瘫在椅子上，金丝眼镜翻出他的小本子，哆哆嗦嗦地写着什么，脸上烧着狂喜的红晕，黑框眼镜则盯着窗外，若有所思喃喃道：“对了，这就对了，都是真实存在的。” 接下来的几天就像连播的老黄胶片，断断续续，模糊不清，我报了警。警察来了，翻了翻屋子，拍了几张照片，问了我几个问题，就说可能是“老人家自己走丢了”。他们甚至没提那只“狗”，好像压根儿不相信有这么个东西存在。我急得想把桌子掀了，可他们只是拍拍我的肩，用节哀的语气说他们会“尽力找找”，然后就走了。我知道，他们根本没当回事，这一块太乱了，毒枭猖獗，走私贩和当地人大量勾结，一个走丢的老太，在警察那里，根本就排不上号。 黑框眼镜和金丝眼镜没走，他们留下来陪我。那几天我们几乎没睡，三个人挤在楼下的公共电话旁，给母亲可能去的每个地方打电话——厂里、乡下的老邻居、甚至她二十年前的一个远房亲戚-在这之前我甚至不知道还有这么个亲戚存在-可没人见过她。他们还陪我去县里档案馆翻出几十年前的老档案，试图找线索，金丝眼镜甚至熬夜查了一堆关于山里怪物的传说，说有山民报告那座山里以前出过“吃人化形的山君”，但没人能证实。我听着这些，心里越发冷，人也感觉有些恍惚，像是掉进了一个明知是梦，却死活醒不来的狭小缝隙。 我继续寻找，但却一无所获。 一个星期后，黑框眼镜接到了一个电话。 他挂了电话，脸色苍白地看着我，说：“西南大学的教授联系我们了，他们在山里发现了……东西。”我没问是什么，抓起外套就往外跑。他们开车带我去了山脚，教授已经在那里等着了，一个瘦得像竹竿的中年男人，戴着副脏兮兮的眼镜。他没多废话，直接带我们往山里走，走了半个小时，到了一个隐在树林里的山洞。 洞口散落着一堆骨头，有些是动物的，有些……我不敢细看。教授指着洞里一团黑乎乎的东西，低声说：“我们昨天发现的，死了有段时间了。”我走近一看，那东西正是小乖——十七八根尖牙刺穿上下颚，皮肤光秃秃的，脖子和脸上的长鬃毛纠结成一团，已经一动不动，干瘪下去，身上爬满了蛆，臭得让人想吐。 我捂着鼻子退后一步，心跳得像擂鼓，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我母亲呢？ “她……呢？”我问，声音抖得不成样子。 教授听懂了，摇摇头：“没找到人，只有这堆东西……还有这个，搜山的在山路上发现的。”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破布，我一眼就认出来了，那是母亲那件灰毛衣的一角，毛线全扯散了，边上还沾着干涸的血迹，像一团凝固的花白头发。我接过来，手抖得像是筛糠，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可我死死咬着牙，没让自己哭出声。 那天之后，我没再回去上课。黑框眼镜和金丝眼镜劝我别退学，加入“边界勘定者”，说他们会帮我继续查下去，查出母亲到底去了哪儿，查出那东西到底是什么。我点了头，不是因为我相信他们能找到答案，而是因为我已经无处可去。母亲走了，家没了，我剩下的只有这条路。 我开始四处奔波，追踪那些模糊的线索。山里的怪谈，工厂的旧档案，甚至一些语焉不详的目击报告，我都不放过。我学会了熬夜翻书，学会了用他们那套破仪器测什么“异常能量”，还学会了改装。那段时间，我几乎忘了自己是谁，只记得母亲走之前淡淡的眼神，和她叫“小乖”时那种温柔又陌生的语气，有时我从梦里惊醒，不记得梦见了什么，只记得母亲做饭时，厨房里飘散出的淡淡玉米粥香气。 我颓废了一段时间，学会了抽烟，然后是喝酒。 后来，基金会找到了我。 那天，我正瘫在宿舍的床上盯着天花板，黑框眼镜跑来敲门，说有个穿灰西装的人在找我。我让他们滚，但黑框眼镜不肯，他说那是个“知情人士”，一定要我去见见。我去了，在宿舍楼下的小花园，那人瘦得像根竹竿，眼镜片厚得像瓶底，自称是基金会的“联络员”。他递给我一张泛黄的名片，上面只有个编号和一句模糊的口号：“收容，保护，研究。”他说他们听说了小乖和我妈妈的事，知道我一直在寻找异常和相关线索，他们说欣赏我的毅力和执着，想邀请我加入。当然，还有边界勘测者的各位。联络员补充。 我愣了一下，问他能不能帮我找到她，他沉默了一会儿，只说：“我们不能保证，但你可以好好考虑一下。加入我们，至少能让更多人免于失去他们的妈妈。”我没吭声，心里乱得像被风吹散的纸片。黑框眼镜在一旁拍拍我的肩，说这是找到真相的唯一路，反正也没更好的办法了，死马当活马医吧。于是，辗转了几天后，我还是收拾行囊，带上那堆乱七八糟的笔记和粗制滥造的自制仪器，跟着他们去了那个所谓的“基金会”。 在决定去基金会之前的那几天，我几乎没睡过觉。屋子里还留着母亲的影子，桌上的搪瓷碗、墙角的塑料澡盆，甚至那股潮湿的霉味，都像在无声地责备我。我翻遍了她的东西，想找出点我错过线索，但什么也没有。母亲的遗物不算多，已经被我翻了一遍又一遍。临走前，我站在门口回头看了一眼，阳光从窗缝漏进来，照在地板，看起来温馨又暖和。 我锁上门，心里说，妈妈，我要去一个未知的地方了。 基金会的招募人员已经等在楼下了，是一个精瘦的中年人，他没对我说话，只是笑了笑，带我上了车-一辆平平无奇，沾满泥迹的大巴。路上的颠簸让我头晕，车窗外是灰蒙蒙的山，雾气裹着树影，像母亲走丢的那片山林。我攥着那堆皱巴巴的笔记，手指被纸边划出一道红印，疼得刺骨，可我没松手。那是过去几个月的全部——关于小乖的描述，山里的怪谈，还有我写了一半又划掉的报刊投稿。后来大巴又上了几个人，有人向我搭话，我没吭声，只是盯着窗外，心里乱得像一团扯不断的线。基金会是什么，我不清楚，可它怎么也会比大学社团靠谱，已经成了我最后能抓的东西，哪怕只是根稻草，我也得试试。 一开始我只抱着找到和小乖和我母亲相关的资料的心，但后来，我才发现时间是个磨人的东西。它不会给你答案，只会把你的伤口磨得平整些，像一块被河水冲刷光滑的石头，摸起来不疼了，可沉甸甸地压在心底，怎么都丢不掉。 刚到基金会那会儿，我每天都活在内疚里。防护服厚得像裹着一层铁皮，可我还是觉得冷，冷得像是从骨头缝里透出来的那种寒气。每次出任务，看到那些被编号的异常，我都会不自觉地想起母亲，想起她牵着小乖走进山里的背影，想起我没拉住她的手，没把她从那个“非狗”的怪物身边拽回来。我总在想，如果我没去上大学，如果我那天没赶火车，如果我早点报警，她是不是就不会不见了？这些念头像潮水一样涌上来，淹得我喘不过气，夜里醒来，满脑子都是她淡淡的眼神和那句“很乖啊”。 基金会的生活硬邦邦的，像一台没感情的机器。早上六点半起床，完成例行公事的吃饭和洗漱，穿上防护服，跟着长官去收容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回来写报告，睡觉，再重复。黑框眼镜和金丝眼镜也忙，他们不再提小乖，也不再问我怎么样，只是偶尔在食堂碰面时点点头，像三个陌生人。我开始习惯这种麻木，习惯把眼泪咽回去，习惯在长官问“有没有个人情况”时冷冷地说“没有”。 然后，等我回到宿舍，躺在床上，我做梦。 梦里的小乖没变。它还是蹲在家里的角落，低着头，像一团丢弃的黑布只是偶尔发出那种低低的咕哝声，像咳嗽，又像叹气。 日子一天天磨过去，我开始明白，内疚救不回母亲，也抓不住她留下的影子。第一次意识到这点，是在一次任务里。我们去收容一个会唱歌的收音机，那东西没电也能响，声音像个女人的哭腔，不断反复着一段录音，向她的“女儿”忏悔，乞求原谅，中间参杂着嘶哑的哀哀哭声，听得人头皮发麻。任务结束时，长官说了一句话：“干得不错，至少没人因为这鬼东西再死了。”我愣了一下，忽然觉得胸口没那么堵了。不是因为夸奖，而是因为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在这儿做的事，可能真的有点意义。 从那天起，我试着让自己忙起来。不再偷偷翻档案室的文件，不再在半夜惊醒时盯着母亲那块破毛衣碎片发呆。我跟着队伍去收容会爬墙的黑雾，去销毁一株吃人的藤蔓，每次回来，防护服上沾满污渍，汗水顺着衣服流到靴子里，我却觉得踏实。有次黑框眼镜在走廊偶然碰到我，他问：“你还好吗？”我点点头，说：“还行。”他看起来有点怀疑，但我是觉得…真还行。 从刚开始加入基金会，所有人都在反复说，我们是在保护人类，替普通人挡住那些不该存在的东西。我以前觉得这不过是句空话，可慢慢地，我开始信了。每次看到报告里写“威胁已排除”，我都会想起母亲——她一个人在那个破旧的员工宿舍里，守着她的稀饭和菜地，守着我留下的空荡荡的家。如果我能多做点什么，也许这个世界会少些像她那样的遗憾。我知道这想法很可笑，可它让我觉得，自己还能往前走。 放下没那么容易。我还是会梦见母亲，梦见她站在窗边流泪，梦见她牵着小乖走进山里，可醒来时，我不再哭了，只是静静地躺在床上，听着窗外的风声。我开始明白，她走了，不管是因为小乖，还是因为别的什么，我都回不去那天早上，回不去留住她。内疚还在，遗憾也在，可我不想再让它们啃得我喘不过气。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决定。我从枕头底下掏出那块破布——母亲的灰毛衣碎片，边角早就磨烂了，血迹干得发黑，像一团凝固的影子。我攥着它，手抖得厉害，眼泪不知不觉掉下来，可我没停。我走到站点外，把那块布扔进垃圾桶。有那么几秒，我感觉可能是有点想哭，但最终我没有，只是转身走了，路灯昏黄，街道空旷地拖着我的脚步声，像在送别什么。 丢掉那块布后，我觉得自己轻了些，又空了些。接下来的几天，我没去再梦到母亲。我埋头工作，写报告，修仪器，跟队伍去收容一个会踹人的椅子。长官注意到了我的转变拍着我的肩说：“你小子进步快。”我笑了一下，没接话，可心里却有种奇怪的暖意，像很久没晒过的太阳。 我以为一切都结束了。但，一周后的那个雨夜，我刚从任务回来，还没来得及换衣服，工服湿漉漉地贴在身上。外面雨下得很大，风吹得窗户哐哐响，我站在宿舍楼的小雨棚下，想抽根烟，可手莫名抖得点不着火。我抬头一看，远处路灯昏黄的光晕里，蹲着个影子。 直到那刻，那个下雨的夜晚，我在路灯下看见了“它”。 不，应该说是，“她”。 她就那样蹲在雨中昏暗的路灯下，柔和，慈爱地看着我，肺里发出垂死的“嗬”“嗬”声音，我知道，她在叫我，“小乖”，“小乖”。 她唤我：“我的儿。” 我死死盯着她。 那双充满爱意的双眼温柔地看着我，我忽然就明白了妈妈在那个雨夜，到底看见了什么。 我不受控制地向她走去。 “妈妈。”我听见我的声音说。而她对我温柔地笑着。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妈妈，你是对的……那的确不是一条狗。我现在明白了。 那是……爸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