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颜文学报特刊》：当党复活时——评《通向统一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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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基金会的观察员在1917年来到俄罗斯时，他们面对着一片废土，“世界大战摧毁了一切，这里毫无疑问是一片荒漠。”在尼古拉二世将沙皇先知会的最后一点力量押上战场的同时，旧制度，在超自然领域，丧失了最后一点力量。自十二月党人叛乱以来，沙皇和属于他的先知会实行铁腕统治。奇术被严格管控，往往经由血缘和爵位传播，（可能的）现实扭曲者被“预防性谋杀”，或是在金钱与权力的作用下被流放。结果，技术、管理、经验、暴力，一切使异常组织成为自身，而不是沦为兴趣小组或秘密结社的事物，大半在世界大战的烈火中付之一炬。而侥幸逃过一劫、已经所剩无几的，还会被重燃的内战战火焚烧殆尽。

由H.P所著的《通向统一之路：苏联异常组织的早期发展，1921-1928年》，优异地叙述了苏俄及苏联异常组织从1921年到1928年的历史，尤其聚焦于苏联在超自然领域的重整与分裂。本文旨在为其做出概述和补充。

+ [[size 80%]]不情愿的联盟[[/size]]

> 在我们这里，相当一部分奇术的基础是对公民宗教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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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基金会的谈话，一位老布尔什维克，19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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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1年，苏俄的异常组织仍然像是俄国内战的缩影，不同的人们带着不同的思想站在同一片土地上。除去作为主体的布尔什维克外，在左翼有无政府主义者、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右翼有立宪民主党人和“右翼中心”或“复兴联盟”成员，还有各式各样的秘密小组和团体。尽管这些形形色色的政治身份通常会加上一个“前”的前缀，但经历了“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内战后，再看向当下的农民起义，没人知道这个“前”字有多少真实性。

不同政见者们的合作建立在几条共同的底线上。一是一战和内战的惨痛结果造就出对战争的厌倦和异常管理崩溃的恐惧，其中还夹杂着一些民族主义情绪。二是布尔什维克为了获取援助和稳定秩序，在1920年初做出的《关于管理特别事务》决议，宣布给予加入异常组织并参与管理异常项目者豁免，同时给予异常组织特别权力。三是所有人都必须面对缺乏人手、经验匮乏、资源不足和地方秩序混乱的严重压力。同时，布尔什维克的威胁始终令“前反革命”们如芒在背，他们明白“给予加入异常组织并参与管理异常项目者豁免”的潜台词。四是基金会等国际异常组织的援助伴随着的监督和威胁。

从1918年开始，各种历史遗留问题（尤其是人员匮乏）加上苏俄当时混乱的行政制度，造就了奇特的一盘散沙局面——先有人再有组织，各小队、分部、团体实际上只是具有异常知识和能力的人，基于各种人际和地缘关系拼凑而成的聚合体。在这种局面下，逐渐形成了三个主要的组织类别，分别是特别行动队、契卡特别事务处和地方委员会。正如苏俄和此后直到30年代初的苏联的混乱一样，它们与其说属于同一个系统，不如说是一个基于有限共同目标的松散联盟。

特别行动队在组织上隶属于军队，零散挂靠在各种军事单位名下，内部构成是当时军队内政治形势的直接体现。小队的核心战斗人员一般由具备异常知识和技术的红军与前白军官兵混合组成。红军主要力量来自于从一战中幸存下来，保留应对超自然威胁所必需的实战经验，而前白军成员除去经理类似的一战老兵外，不乏来自旧贵族家庭、受过沙皇先知会知识训练的军官，他们掌握着零星的奇术知识和较为陈旧但系统的战术方法。大多数小队是在内战中经由培训和招降逐步建成的，使知识差异不致分裂，维持团结的是建立在对一战恐惧上，基于战斗情谊的互信。

这种成员结构致使指挥系统割裂严重。政委即使能与士兵形成良好关系，和军事指挥官之间也往往存在深刻的不信任，原因不只是专业人员匮乏导致许多政委缺乏异常知识与意识形态问题，还有旧军官们在一战时听从沙皇先知会指挥的惨痛教训，那时的指挥者们不缺知识，但缺乏战斗经验。在行动中，小队的优劣势非常明显，他们能以军事化的效率和纪律执行高强度的探索和物理压制任务，但在处理需要精细操作的异常事件时，战争的惯性和实用性知识常常导致负面后果。他们的资源直接来自红军补给，这意味着他们能获得大量的常规武器与后勤支持，也让内战结束后，他们在特殊收容设备及专业人员方面则极度匮乏，往往只能诉诸于暴力摧毁或粗糙的物理隔离。

契卡特别事务处作为具有官方性质，也是布尔什维克在异常领域最核心的直属力量，在契卡建立之初就已存在，最早由捷尔任斯基直接领导。在1921年，人手有限使特别事务处只存在于一定城市，承担着城市异常事件响应、反渗透（防范其他异常组织与境外势力）以及政治监控的三重职能，实际上后两项职能几乎停摆。列宁和捷尔任斯基最初希望其成员主体是忠诚的党员。然而，面对异常管理的紧迫需求，该处也不得不吸纳了大量的异见知识分子和专家，其中甚至不乏（作为各类另类意识形态统称的）“神秘主义者”。这使得事务处内部出现明显的地域分化和意识形态冲突。特别事务处是基金会援助的主要接收组织，包括资源援助、理论指导与技术设备。援助让特别事务处成为当时苏俄技术最先进、组织化程度最高的异常组织，但同时也让它受到基金会的影响。1922年，契卡改组为国家政治保卫局（次年改称“格别乌“），特别事务处随之迁移。

“地方委员会”并非一个统一的组织，而是对遍布苏俄广袤国土的各类地方性异常团体的统称，因名称中多有“委员会“而得名，实际上一些偏远地区的组织在沙俄时期就已存在。它们的形态千差万别，人员构成也最为复杂。从乌拉尔山区由村社长老领导、依靠世代相传的东正教异端仪式维持地区稳定的古老团体，到敖德萨港口，拥有家族神秘学知识的大学生和沙皇先知会叛逃成员组成的秘密社团，再到西伯利亚的冻土，几个经历过异常事件的退伍老兵组成的聚会，都是”地方委员会“之一。

这些委员会的共同点在于所处位置特别事务处无力触及或被认为处理消耗过大，且其资源依赖于个人和地方，所拥有的知识体系往往是零碎的、经验性的。它们能从中央得到的唯一支持就是经过验证后可以被登记在册，其生存完全依赖于自身能力以及与当地苏维埃和社区的微妙关系。因此，委员会有时也会协助地方起义，在安东诺夫起义中，当地有登记过的团体基本都协助过安东诺夫军。在1921年初，特别事务处和基金会的每个人都觉得它们的存在是暂时性的。

+ [[size 80%]]你好，NEP[[/size]]

> **决议：**在20世纪早期，大量出现的超自然（paranormal），超科学（parascientific），和超世俗（paratemporal）个体对人类的生存构成了明显而现实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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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C宪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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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超自然领域，如果说1920年，疲乏的人们对布尔什维克高层仍然有耐心，到了1921年，异常组织的不满已经公开化了。粮食短缺折磨着每一个人，失业潮和频繁的农民起义让地方秩序越发混乱，即使有专门的补贴和援助，他们的工作难度和生活压力还是不断升高，压力攻击着脆弱的共识和对布尔什维克的信任。来自军队的大量报告转达了士兵们的普遍不满，捷尔任斯基在2月的一次会议上指出“一些地方的特别事务处已经到了罢工边缘”，而协助甚至加入农民起义的地方委员会数量也迅速上升。

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决议，新经济政策开始了。在超自然领域，最为明显的影响是地方委员会的发展。在异常意义上的“咆哮的二十年代”，特别事务处的扩张没能压过超自然个体的高速增长，布尔什维克在农村地区的妥协在异常事务上重演了。他们进一步默许了地方委员会的合法性和对“属地”异常的管辖权，同时将有利项目和棘手项目拱手让人，以期维持地方稳定。随着一些地方委员会和当地党委，以及富农和新兴的“耐普曼”阶层的合作，它们获得了异常事务事实上的治权。同时，大部分特别行动队在大裁军中退役，最为精锐或可靠的一部分转而供职于特别事务处，剩下的一些人或加入，或联合重组，或整队转型为地方委员会，另一些人回到工厂或农村。在面对1923年的经济危机和新经济政策导致的阶级分化后，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城市的加入红色土匪运动，在农村的在农村内战中选边站。

特别事务处的扩张和所受援助的加深则带来了另一种矛盾。早期的人手不足和资源匮乏让特别事务处的首要工作方式是彻底毁灭超自然。这与基金会的目标相冲突，但在秩序混乱的状态下，基金会同意暂时如此行事，作为交换，基金会转移并收容了一些项目。1924年，基金会反复提议，希望特别事务处能够转变工作方式，并和特别事务处达成更深层次的合作。

> **致监督者议会全体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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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我方观察员的报告，沙皇政权及其附属超自然组织“沙皇先知会”已在世界大战及后续的内部冲突中实质性覆灭。其残余力量、知识体系和管理设施已高度分散或被摧毁。这在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留下了一个规模空前的权力真空，而评估人员认为布尔什维克大概率为内战胜利者。
>
> 我提议，授权一支由外交、军事和研究人员组成的先遣队，进入俄国境内。首要任务是与布尔什维克的附属异常组织“契卡特别事务处”建立联系，并避免观念上的冲突。
>
> 我们的目标是务实的合作。我们应提供一定技术和资源援助，以达成以下核心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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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在俄国核心区域建立一个或多个我方站点，并影响“契卡特别事务处”。
> 2.尽可能地获取前沙皇先知会的档案和资产。
> 3.限制超自然危害的程度和范围。

在1919年底，O5议会的提案中并不期待能够深入合作，甚至颇为保守，当时的基金会整体上对共产主义不信任，而苏联内部的动荡局势和二十年代异常项目的高速增长和改变了他们的想法。经过五年的援助，较为遥远的基金会相比近在眼前的布尔什维克，更能取得特别事务处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专家的支持，并且，基金会对收容异常项目的热情和对异常项目的增长与苏联内部冲突相结合的担忧不断提升，他们不想1924年起的苏联低烈度内战可能随着政治混乱加剧演变为超自然战争。

但在1924年，哪怕是更支持基金会的人们也对它的担忧不感兴趣。建立在压力和恐惧之上的共识，让公共场合里的特别事务处内部充斥着实用主义气氛，但私下里的人际关系不会消失，政治观念也不会全是实用主义。在1923年的经济危机中，大量的前特别行动队成员参与了罢工，他们利用自己的技能来对抗格别乌的搜捕与镇压，由于其中动用了奇术和异常项目，特别事务处也投入到镇压中，不少人要把自己之前的战友当作罪犯，如此参与到非异常的政治事务中更是加剧了同事间的冲突。即使实际投入不多，这也令大多数人感到厌倦。

到了1925年，即签订援助条约后“秩序混乱”的第六年，基金会失望地停止了援助，他们的提议始终未被接受，驻扎在莫斯科的站点的基金会员工比O5议会更早看清这件事。见证了数不清的动乱后，面对1923年经济危机中莫斯科的五十起罢工，以及特别事务处的消极工作氛围（一位基金会员工在日记里写道：“特别事务处的员工都被庞大的死亡驱力影响着，无一例外。这注定他们与基金会不可调和。”），在1920年刚到俄国时满怀热情的人们丧失了最后一点信心，带着十几份调职申请，他们在年末提交的报告充满悲观情绪：“站点的全体人员一致认为，苏联内部的糟糕形势已经证明，加大资源投入，通过在苏联正式设立分部或协助特别事务处扩张，完成其他目标是不可能的。”在一整个1924年的努力和对局势改善的等待后，面对特别事务处的冷淡回应与不断蔓延的低烈度内战，失败已成公论，基金会连通过当时订立的援助条款重议特别事务处的工作原则都做不到。不过，基金会在1919年列出的核心目标均已实现，同时得到了良好的声誉和关系，他们仍然保留着位于莫斯科的站点，用于联络、转运和有限度的合作。

+ [[size 80%]]新人与基金会[[/size]]
> 对那些过多地、过于轻率地侈谈什么“无产阶级”文化的人，我们就不禁要抱这种态度，因为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有真正的资产阶级文化就够了，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抛掉资产阶级制度以前的糟糕之极的文化，即官僚或农奴制等等的文化也就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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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要少些，但要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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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指出，O5议会没有盲目自大，忽视掉莫斯科站点的报告。他们的希望来自于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列宁越发恶化的健康状况，他们期待这件事能够搅动苏联的政局，改变苏联的政策或让他们有更多的施展空间。他们的期望没有落空，在列宁逝世后不久，捷尔任斯基兼任计划经济委员会主席，实际上基本退出了特别事务处的管理。当时的捷尔任斯基在特别事务处内部有着极高的声望。他早在二十世纪初就与沙皇先知会对抗，并因此多年在监狱和流放地之间辗转。他是特别事务处建立的主导者，并在此后为填补沙皇先知会崩溃后空缺的“保护”之职，字面意义上燃烧着自己的生命。他还推动了和基金会的合作以及《关于管理特别事务》决议，主张宽仁大量，特别事务处里的合作，相当程度上是靠他一人维持的。

更重要的第二件事是培训学员归国。一年的合作和新经济政策增强了基金会的信心，继而使他们提高了影响目标。1921年4月，基金会提出提供培训援助，期望培养出一批有较高水平的基金会的同情者，其中三年期的名额占大部分。这是一个优秀的时机。布尔什维克把控着挑选学员的通道，同时，他们无人可用。在文化水平普遍低下的那时，布尔什维克基本不会把紧张的战线上，有知识水平又忠诚的宝贵党员撤下来送出国，特别事务处同样人手紧张，知识分子是否乐意从事这项危险工作也是个问题。最终，学员主要来源于左翼的、厌倦政治的和失业的知识分子，以及特别事务处内的民主选举。

同样因为人手紧张，特别事务处选出的人往往符合两个特点：被人们认为聪明和工作表现上不算非常突出。再加上当时的政治分裂，又或是对改造和远离怪诞的期望，原本在特别事务处中的“神秘主义者”变成了选举出的多数。这些人在培训学员中占少数，但艰苦的一线经历使他们在一开始就受到学员们的尊重，这大大促进了“神秘主义者”们在学员中的思想传播。“神秘主义者”中的主要思潮之一，宇宙主义传播最广泛，影响也最深远，此后会再提到它。这种思想传播减弱了基金会的观念影响，促使一部分学员接受基金会的思想后将其与其他思想混合。

但使基金会在第二件事上希望破灭的是最基础的现实问题——资源从哪里来？基金会与其他类似的相关组织最大的不同是“收容”，或者更直接的说：“超自然是人类的威胁，我们要保护人类，无法处理的和非常有益的要控制起来，那么，为什么其他的要进行收容？“这在20世纪之前不是一个问题，因为此前异常组织的收容基本是博物学式的，它们也没有将收容与保护并列起来。基金会在当时用一种和平变革模式回答问题，简单的讲，即一定数量的类型充分的异常收容研究能够引发效率代际革命，且相信代际革命可以循环发生。这源于对基金会历史的回顾，他们在00年代偶然完成了一次代际革命，并且相信异常项目的增长会让他们迎来第二次。他们认为可以在苏联再现（当时的用词是乐观的”加入“）代际革命的成功，而这会进一步改变特别事务处的工作原则，直至与基金会的某种联合。

在1921和1922年，这个模式还取得了不少学员的信任。1923年上半年，哪怕是政治冷感者也对它摇头了，苏联内部不休的动乱、地方委员会的扩张和异常增长无可置疑的加速把它打断在了最开始。基金会对此给出的方案是加大援助并限制特别事务处的扩张范围，在代际革命完成后再利用优势取代地方委员会，而给出方案的时间点正好撞上8月开始的经济危机，面对此事和次年1月的列宁逝世，基金会将提议推迟到1924年2月，在遭到拒绝后，寄希望于持续的援助和1924年学员归国能争取到更多的信任。

且不谈有多少人反对向地方委员会进一步妥协（不少特别事务处成员早在听到传言时就开始反对），面对持续性的增长趋势，基金会给予援助的数量非常值得怀疑，而工作方式改革后援助一旦停止，就是毫无疑问的灾难。还有学员提出，收容不是实现代际革命的唯一方式，这引发了一场论战，反过来在基金会内部产生了影响。

应该说，基金会的方案还是颇有影响，至少三年培训结束回国时，无论动机为何，大部分学员仍希望推进与基金会的合作。改变这种想法的是学员们分派到各地后，被迫直面1924年开始的低烈度内战，这是一种与培训时期完全不同的气氛。除了各种异常项目和混乱的国家，这些新人们还要对付与地方委员会不断加剧的冲突，出身于特别行动队的匪徒的袭扰，甚至是某些地方的特别事务处与地方委员会的勾结，贪污腐败和对犯罪行为的选择性忽视，这些都是培训时很少学或学不到的事情。他们要被迫在痛苦中重新学习这一切，而这一切都离收容太远了。

在这种情况下，1925年基金会威胁停止援助时，特别事务处内部不乏担忧，但支持合作的声音寥寥也就不足为奇了，联共顺势否决提议。最近一批档案的解密带来了对此事讽刺性的补充，在1924年2月，难得喘息的俄共认真考虑过基金会第一次送来的合作提议，当时正反双方势均力敌，最终可能是由俄国左翼几十年来的反国家主义打破平衡。一些左翼学员寄回来一封联名信，按厚度可以说是一本小册子，详细介绍了基金会的状况和意识形态，其中强调基金会当时的早期“帷幕”思想和在美国的相关策略，警告收容方针可能会导致“永不解体的官僚机器”。联名信未如作者所愿在特别事务处中散发，也没有更多的相关资料，我们只能确认事情的结果，和曾有过这封联名信。

+ [[size 80%]]当党复活时[[/size]]

> 简而言之，共同任务的项目包括创造技术、社会和政治条件，在这些条件下，有可能通过技术和人工手段复活所有曾经生活过的人。
> ——《俄罗斯宇宙主义导论》
通常认为，1924-1927年是特别事务处和地方委员会的同步发展时期。人手增长和先进技术的广泛应用使特别事务处不用再局限于部分城市，大量新人取代了原本不情愿的合作者们，雄心勃勃地投入到特别事务处的扩张中。而与富农和“耐普曼”合作的地方委员会，逐渐压倒了独立的和与非右翼地方党委合作的。1926年，地方委员会寄生在新兴的农民十字联盟上，开始了松散的组织化，并在1927年随着农民十字联盟在地方选举中更加显著的优势，进一步压迫特别事务处的势力。紧迫的压力让特别事务处高层在捷尔任斯基逝世后，于1928年彻底倒向斯大林，企图从联共中央争取政策和更多资源，以打击地方委员会，最终导致了双方的直接对抗。在众多激化对抗的事件中，有一件可能被低估的事非常值得注意，这就是1927年底的宇宙主义者叛乱。

尼古拉·费德罗夫的思想是俄罗斯宇宙主义的起源。即使很依赖语境，对他的哲学做简要探讨都会占据不短的篇幅，所以我在这里只用通俗的方式概述他的关键设想。费罗多夫相信对未来的承诺和组织的力量。他将死亡视为悲剧和不公，因为子女的存在在根本上依赖于父母和祖先的牺牲，所以生者对死者负有一份不可推卸的债务，而生者不可推卸的崇高责任和共同任务就是将死者从死亡中拯救并实现永生，从这个角度看，社会主义是一种“对死者的剥削和对生者（也就是此后死者）的剥削”。实践这一共同任务能够团结人类，实现人类普遍性的“兄弟之谊”。

费德罗夫“不再相信独立于身体存在的灵魂的不朽性。在他看来，身体、物质存在是唯一可能的存在形式。“他为共同任务提出的方案是，建立世界性的博物馆，收集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所有死者身体的基本粒子并识别它们，直到掌握有关死者的全部信息。同时尽全力发展技术以操纵基本粒子，最终根据信息将基本粒子重新组合，恢复祖先的身体实现复活。在此过程中，人类将逐渐完全控制地球，包括控制地球的自转和公转，而为了给死者栖身之地，人类需要成为宇宙种族，用太空探索和殖民扩张居住地。

费德罗夫的思想当时吸引到了一些人，其中最著名的读者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死后，他的《共同任务的哲学》一部分在1906年出版，这影响到了沙俄的一部分奇术研究者。得益于沙皇先知会的毁灭，宇宙主义不再受到其限制，并伴随革命不断发展和传播，当时，其最令人瞩目的标志是推动了遗体保护委员会的成立和将列宁放入水晶棺中长期保存，保存包括在防腐处理中被摘除的大脑。即使抛开非超自然领域，到1924年学员归国，其中的宇宙主义者发表了一系列——特别是对超自然历史和异常技术结合构想的——评论后，宇宙主义者已经可以称得上存在多个有影响力的分支，其中一部分参与了次年对列宁遗体的研究。1926年，源于费德罗夫对外在灵魂的否认和技术操纵的信念，希望能通过物质性的复原来复活死者，通过改造一个能在活体上进行短期回溯/再现的奇术，一个实验性的长时段回溯性奇术被小范围发布，相较于同类奇术，这在成本和效用上取得了较大突破，构造了一个用于死者的扩展端口，并确认了几个失败的模型。

1927年，其中一个基于身体记忆的失败模型被重新审视。根据一些实验后的大胆假设和宇宙主义的“博物馆”思想，有人提出，在活体上的成功回溯是因为身体对过往记忆的默含性保存，而生与死的界限在于身体在到达临界点后记忆（也就是费罗多夫所言的身体粒子的组合结果）的急速丧失，因此，复活的要点可以被转化为用详尽的记录在较浅层再现并维持身体的状态，而非最初设想的根本性的重组。在紧张、不满的气氛和扭转局势的期望下，该理论很快得到重视，宇宙主义者们秘密串联，制定计划，尽力利用空余时间完善该奇术，并尝试拉拢非特别事务处的宇宙主义者获取资源，对战争的担忧和恐惧大大促进了拉拢效率，并确定身体有当时苏联最详尽记录的死者为首要复活者——那就是列宁。这种有规模的行动不可能未受注意，但戏剧性的是，因为特别事务处普遍的各行其是，发现这一计划的是基金会特工。O5议会对此极度警惕，警告实施计划会导致严重后果，严厉谴责了特别事务处并威胁动用武力，特别事务处迅速终结了它。

很难准确描述计划产生的主要原因，尽管宇宙主义大体上一以贯之，似乎可以认为这是一种思想持续发展后的实践环节，但宇宙主义者在1925年取得的遗体资料直到1927年才获得关键性的重视。如果要认为这是面对压力的应激性反应，那么要如何看待长期以来对复活的探讨和奇术的决定性发展。1927年的国防阴谋论和粮食收购危机也不容忽视，这让不少原本非超自然领域的宇宙主义者和其同情者倒向了这个不成熟的计划，没有这些人的支持，复活的首要对象不会是列宁，也不可能跨过列宁墓的安保实施该计划。同时，参与者们的想法相当驳杂，其中包括世俗性世界革命的象征可能，费德罗夫将基督视作战胜死亡的承诺和1923年起遭禁仍不止的，将列宁视为“农民基督”的声音。也许将这一事件视为多方面的复杂混合会更好。

放在宇宙主义的漫长历程中，这个最终未能实行的计划没有那么重要，当时所设想的奇术，现在于基本的物质回溯层面，已被证明是稚嫩和不可能成功的，它的影响更多体现在政治层面。计划的内容和基金会的谴责，在最开始还一头雾水的高层中造成了恐慌，特别事务处立即开始清洗宇宙主义者，并宣布此事为叛乱，而更大的恐惧还在后面。当时的一份日记尖刻地评价道：“官僚正在用同等的疯狂回敬被压垮的可怜人们，他们不愿看到党的复活。”员工基本上不是认可或同情“叛乱者们”，就是漠不关心、消极对待。特别事务处的高层第一次如此深入和真切的感觉到内部的疲惫、不满和分裂，他们的情绪无法越过冷漠的高墙。

这场叛乱得到了一个奇怪的结尾，特别事务处的宇宙主义者被驱逐并受到有限的监视，他们中的大多数调职到其他机构，不少人在几年后又调职回来。只有计划的核心人员被判处象征性的监禁或劳动改造，后来他们也没有因此遇到可确证的障碍。在叛乱的名义下，这几乎称得上是赦免。

+ [[size 80%]]尾声[[/size]]

> 采访者：你是否觉得世界末日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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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F3（Blaise Bailey Finnegan III）：牧师说人类已步入时间的尽头......他说，美国全境的河流会干涸见底。利率会上升，股市会下跌。各位晚上在这儿散步的时候不得不小心谨慎。这......不，我没有，女士，抱歉。这个地方人们非常容易受到匪徒袭击。
>
> 采访者：然而你是否觉得世界末日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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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F3：不。牧师是这么说的，不过......我并不会买他的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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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v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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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苏联异常组织的早期有多种划分标准，其结束一般不会是1928年，但“早期发展”可以到1928年为止，特别事务处要一直到1934年才彻底击败和取代地方委员会，这是一场惨胜，那时它已经变为NKVD下属并改名为特别事务局了。这段长期对抗有数不清的负面影响，结束不久后以基洛夫之死导向一个不少人悲观地预言到的结果，斯大林另起炉灶，建立第四部门异常状况委员会，即后来格鲁乌“P”部门的诞生。

我只想提一件后来的事，也许可以成为这个时期的注脚。在斯大林遗体结束展示的第二天，遗体被一个在二战中失踪的特别行动小队所盗，其中的两人有宇宙主义背景，在二战时因人员缺口入伍。在半个多月的追捕后，尽管窃尸者均被抓获，但他们始终不记得遗体的下落，似乎没有人再见过它。此后的几年，在西伯利亚不断流传着一则传言，斯大林还活着，他只是**消失在桦树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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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作者：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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