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万分钟后下雨

[[include :scp-wiki-cn:theme:black-highlighter-theme]] [[include :scp-wiki-cn:theme:dustjacket]] [[>]] [[module rate]] [[/>]] [[module css]] #page-content p {     font-size: 1.2em;     line-height: 1.8;     text-indent: 2em;     margin-bottom: 1em; } [[/module]] 《泗州县志》的全部三十编已经定稿。编修工作是从八十年前开始的，当首都传来《泗州县志》动笔的消息时，泗州市民反应不同：小伢子担心历史课会不会增加考点，岁数大的抱怨外地人太多、一个个都数典忘祖，专家教授则认为并没有修泗州县志的必要，毕竟泗州百分之九十二点三四一的人口原籍都在外地，就像后来人口编中所记载的：新移民原籍需追溯至三代以上，但因早期档案散佚，实际登记以口述为主。也有好古者不敢苟同：《泗州县志》《泗州府志》《泗安县志》《泗河艺文志》等等书册早就填满了博物馆，仅存世的就有千余种，不过由于东元4025年修订的泗州小学初中高中历史课纲并未包含泗州部分，这些古籍大多仍保持着从淤泥里挖出来的模样。不过，这些议论实在没有必要，信使到达泗州时，《泗州县志》已经编写了三十年，一如当初：五十年前，第一批移民冒着蒙蒙细雨踏足了水位刚刚下落的土地：二十年前，穿着泗州人见所未见的制服的首都来的信使通知他们：这里，这片土地不断搅动、楼房拔地而起的土地，是泗州县。 自那以后，每当风尘仆仆的信使一次次出现在泗州的地平线上、带来首都名目繁多的条例规定，图书馆、水文站等等单位便会请求信使捎上他们整理好的文献和数据，——后来他们成立了一个县志办，即使县志编修工作由首都全权负责。编撰城建编时，核对了图书馆里挖出来的历次城市规划图则，发现新城主干道走向与隆乾年间漕运码头遗址存在七成重合。关于重合成因，编纂说明引用东元3987年《新城地质勘探报告》称“基岩隆起带宜作路基”，未提及更早文献。自然环境编显示，泗州城所在的河漫滩平原，其沉积韵律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旋回。钻孔岩芯揭示出多层富含有机质的黑色淤泥层，与夹杂着碎砖瓦砾、陶瓷残片的砂砾层交替叠压。这些文化层中断的界面，常伴有急流冲刷形成的槽痕和快速淤积的细沙透镜体。地表之下，不同时期的建筑地基犬牙交错：深埋的条石基础之上，是夯土台基，再往上则是当代的水泥桩基，各自记录着不同高程的基准面。水文站档案中那些未被采纳的“周期水位”草稿，其推算峰值恰与地质剖面中几次大规模淤积事件的起始深度存在令人沉默的关联。淤积速率的变化曲线，像一道被反复描摹又遗忘的注脚，无声地嵌在河床变迁图的空白处。 水利志的资料搜集工作耗时最长，从水文站为地理卷新绘的河道变迁图便可见一斑。新图采用东元3951年坐标系，叠加靖嘉十一年及民国九十七年旧河道轨迹。三线在城西三汊口交汇，形成近似螺纹的叠压结构。曾讨论是否标注各时期河床高程，终因高程基准不一作罢，而只由脚注说明“局部淤积速率存异”。有编纂员提议增收气象部门提供的“百年一遇洪峰”理论值，终因缺乏实测记载未获采纳。该编定稿时附录库新增一批前朝河工文书，内容多涉及闸口维护物料清单，“留待下辑考订”。水文站新办公场所设在开发区，迁址时部分卡片散入档案柜夹层，包括一组标注“周期水位”的测算草稿，纸缘浸染的靛蓝色与库藏河工图颜料成分一致。这些纸张未收入附录，只因来自首都的编纂章程规定“定稿后发现的素材归入补遗”。 我很能理解为何那帮县志办的如此执着于县志的资料搜集，毕竟，他们中的有些人亲自砌起了泗州重建之初的一砖一瓦，也亲自从土里掘出一块块带着水渍的灰砖。毋庸置疑，水文站里的每个工作人员都知道几十年前的大雨，虽然闸口小学里的小学生学不到这些，泗州师范学院里的大学生也学不到这些，就连南门大街上喝茶打麻将的老头老奶奶都只残存着某些关于大水的口耳相传的模糊回忆，正如民俗学家在论文所考证的“淹了泗河县，立了泗州城”的遥远童谣。最初的移民踩着尚未干透的淤泥到来，脚下大地蒸腾着水汽。目光所及，倒伏的屋架如同巨兽的肋骨，半埋在泥里。未被完全冲走的物件散落各处：一个褪色的搪瓷脸盆扣在歪斜的电线杆顶端；一件童装花袄挂在光秃的树杈上，随风飘荡；几尊泥塑的小佛像端坐在淤泥堆成的小丘上，面容模糊。人们沉默地走进这片泥泞的空白，像走进一场尚未醒来的梦。泗州人从水汪里拾起遗物、在烂泥上支起灶台，后来，拾起剪刀的干了剃头匠，捡起钢笔的当了大学教授，挖出铜钱的成了大老板，摸到避孕套的做了婊子。毋宁说，泗州城是在大雨里建起的。 那些回忆，那些洇染着淡淡水渍的回忆，已经随着一代人的逝去重新埋入了淤泥中，时不时在生活的点滴中化为虚像被反射出来。第二代移民从茅坑的的砖头上辨认出了观贞十三年的字样，便在房契补充条款中追溯自家在泗州的经营历史长达一千九百一十九年；有一家人还颇有古韵地编纂起了家谱，而雕版上爬满的绿油油的霉斑却述说着另一个故事：这些雕版只不过恰好被同姓的人家在打地基时掘了出来，却得以继续延续数千年的一脉相承的谱系，正如先前多少次被掘出来时那样。城东开发区施工时，考古队清理出一处地基，出土了一只青瓷碗和半块刻有模糊编码的混凝土预制件。瓷碗底部有难以辨识的窑印，碗壁纹饰风格无法判明所属朝代；混凝土块上的号码则清晰可辨。报告称二者出土于同一文化层，各自讲述着断裂的时间，最终与其他出土物一道，归入博物馆的库房角落。 泗州城的建设从未停止，或者说，泗州城的重建从未停止。勘探队在新开发区打下的每一根地质探针，其取出的岩芯都像一本匆忙装订又浸过水的册页。浅层的土样里混杂着水泥碎块、塑料碎片和近期丢弃的螺壳；再往下，则是致密的灰黑色黏土层，夹杂着破碎的青砖和陶瓷残片，偶尔能见到一枚锈结成团的铜钱，印着熙康或是治顺；继续深入，探针会触及一层富含有机质的淤泥，里面包裹着碳化的木构件和风化的兽骨；最深处，探针有时会带回一些磨制光滑的石器碎块和红色陶片，边缘圆钝，仿佛被水流经年累月地抚摩过。负责记录的年轻技术员会一丝不苟地将不同深度的样本编号、拍照、封存，送往实验室分析。他们绘制出的地层剖面图，清晰地显示出文化层的叠压与中断。那些中断的界面，往往异常平整，覆盖着纯净的河沙或急流冲刷形成的砾石层，有时某个深度标记会被注上起点二字，没人深究这起点意味着什么，图纸最终被归档。 新城就在这些起点之上拔地而起。建筑工人在开挖地基时，挖出的物件五花八门：深坑里可能掘出半截巨大的石柱础，花纹古朴，与任何现存建筑风格都不匹配；浅一些的地方，则可能翻出整段整段的老城墙砖，砖缝里还嵌着干硬的糯米灰浆。这些砖石不会被浪费。石柱础太笨重，往往被破碎用作路基垫层；老城砖则被仔细地挑拣出来，运往砖厂回炉，或者直接砌进新建的围墙、公厕、乃至别墅的地基里。建置区划编的草图里留下了一个又一个重叠又偏移的“泗州”城廓草图，最终，这些草图在纸上连接成一个模糊而巨大的、不断自我覆盖又自我生长的闭环。图纸被装进蛇皮袋交付给信使，而窗外的塔吊正将新的预制构件吊起，脚手架在晚霞中勾勒出又一座泗州的轮廓。 方言编的历时性研究亦须向泗州图书馆古籍部里的文献乞灵，语言学者煞费苦心地构拟着泗州话的历时音变，然而故纸堆却不断涌出未曾记录过的新的文献，一开始翻拣出了线装的《泗州方音识字书》，接着是泛黄的《江淮音韵》残卷、《泗韵》散页，然后是竹简、帛书、青铜器和甲骨，最后莎草纸和泥板从甲骨中露出了一角。学者试图将不同地层出土器物上的铭文、旧契约里的地名、老人口中残存的古音，串联成一条连贯的链条，谱系树被无限拉长，泗州话的底层被确认为淮语，淮语的底层被确认为古越语，其系属于侗台语系还是苗瑶语系依旧悬而未决，更何况泗州话的吴语底层、古越语的德内语底层留待考据，链条上布满了断裂和突兀的转折，中间环节被定期抹去，只留下首尾两端模糊的呼应。五年前的语料记音会突兀冒出一个极其古老、只在某本残破的前前前朝笔记中出现过的本地水产品古称，细究起来却又可能是叶尼塞语借词。最后他们彻底放弃了方言编的考据，开始质疑泗州县志是否“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据考据，泗州地名当源自原始叶尼塞语的[sēˑs kɤ̄ˑt]，而且和山海经里的不周山是同源的。县志办并没有因为这些波澜放缓县志编修的脚步，经会议表决决定，泗州就是泗州，没有认祖归宗的必要。 但这并不妨碍假日里男女老少踏破泗州博物馆的门槛。青釉四系罐的罐身布满细密冰裂纹，标签注明为“明中期民窑”，那罐子的大小恰似自家腌咸菜的坛子。一方布满霉点的地契上模糊的毛笔字迹记录着诗峰年间某块田亩的边界，围观者则试图辨认上面的姓名是否与自家族谱有关，指纹和呼出的水汽在冰冷的展柜玻璃上留下模糊的印迹。泗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是一根铁棍，旅游局别出心裁地叫它定海神针，虽然每个文化人都哂笑大禹的故乡杞县远在数万里之外。铁棍上深浅不一的刻痕渗着斑驳锈迹，考古队讨论了三天三夜铁棍的用处后将其定性为测水深用的测杆，而博物馆最终将它封进玻璃展柜中，坚信它作为实用物的寿命终结于此、作为纯符号的生涯开始于此，讲解员将定海神针阐释为泗州人绵延不绝的精神根脉的象征——是啊，那就是我们的泗州，我们像五万年前的泗州先民一样，在这片河网交织的土地上生息劳作。博物馆里那些陶罐上的纹路，仿佛与今日集市上粗瓷大碗的釉色遥相呼应；先民磨制石器的砾石滩，如今是采砂船的作业场；标注着古老地名的田契所指认的方位，大抵仍在今日的田垄阡陌之间；西长街的淮渎庙里的塑像、洪泽东路城隍庙里的壁画，隐约和古书里的无支祁形象重合起来。我们开垦相似的田地，捕捞同一条河流里的鱼虾，在相似的季风带来的雨水或干旱中调整着生活的节奏，——就这样在各自心中笃定着截然不同的泗州景象，一座座陌生而熟悉的城市重叠交织如洪泽湖上蒸腾的水汽，凝结为湖畔的这座不断新陈代谢着的、朝气蓬勃的城市，这真实的海市蜃楼。那场大雨，那些大雨——凝固于黄卷上、幻影般的前尘往事，比梦更遥远。 实际上，即使成立了县志办，即使一遍遍不厌其烦地运送着收集、捆扎、封装好的文献资料，我们仍不知道这些资料能否得到首都的采纳与认可。在信使送达前的时间内，绝无回音，即便送达后，那云端之上的都城，真的会为了泗州一趟趟送去的故纸堆而大刀阔斧地重修《泗州县志》吗？我们能做的唯有继续重复着收集、整理、归档。将那些从新发现的淤泥坑里挖出的残片、从老移民记忆深处打捞起的模糊口述、从水文站积满灰尘的铁皮柜深处抖落的数据卡片……所有我们能触及的历史碎片，一丝不苟地按照首都颁布的、冰冷如铁的规则封装好，塞进鼓囊的邮袋，等待着下一次信使那风尘仆仆、不知何时来临的身影，直到那部官修《泗州县志》与我们手中这些沾满泥土气息的草稿，如同淮河下游那不断分岔、改道的支流，彻底分道扬镳。 首都来的文件指导着泗州上下三教九流的平稳运行，一如淮河在既定河道里奔涌不息，没人会担心它在雨中突然漫漶、冲垮堤岸。泗州人自牙牙学语起便在首都的纲领性文件指导下接受十二年义务教育，长大成人后又在书刊中接受着首都无微不至的教化。仍记得08年年初县教育局根据最新送达的高考政策文件宣布今年高考科目增加微观经济学、叙事学、知识考古学三门必考通识性科目，于是万余高中生在六个月内突击训练，荒废了议论文和圆锥曲线；政策却又在第二年被教育局匆匆废除，理由是鉴于政策文件运送耗时之久，其内容理应已经过时——事实上并没有人认真计算过到底要多少年，一说二十八年，一说三十二年，说不定是五万年。 没人去过首都，甚至连最老的移民都未曾记得首都的名字。任何文件送至泗州时必然会饱经漫长光阴和遥远路途的摧残，封面封底往往脱落，纸张发黄发脆，而字迹时常整页整页化作流动的溪流，在纸上肆意蜿蜒拉长，但字句的残缺并未对领会文件的微言大义造成丝毫阻碍。对据说在那遥不可及的首都的中央，有这么一个地方，博物馆、图书馆屋顶连着屋顶、大门挤着大门，更为中央、高耸入云的两座尖塔是历史研究院和地理研究院，全天下也就是全国的精英都入此彀中，只消跨过历史研究院的大门就能看见数量更胜希尔波特旅馆一筹的研究室，门牌上从宋元明清、魏晋齐梁、商周秦汉、隋唐虞夏一直写到赵钱孙李。这两座研究所都拥有一个县的建置。 信使就这样排着长列从首都涌出，将首都的最新通知传递至统一的国土的每一个县、自治州、旗、林区和边疆区，劈开风雨的灰色帷幕，让宣告声汇集成汹涌的淮河。可是事实并非如此，火车开出首都的那一刻便会在宽窄不一的铁轨上脱轨，汽车驶出首都的那一秒就会在荒废的公路上陷入淤泥。横亘在城市孤岛之间的是五万年所不曾被打通的天堑，首都之外是甸服，甸服之外是侯服，侯服之外是绥服，绥服之外是要服，要服之外是荒服，荒服之外还有荒服。于是信使一次次沿着地图上标注的、理论上存在的驿道和水路跋涉。他们试图循着永定河、子牙河的故道南下，却常在廊坊平原的岔流与干涸河床间迷失方向。他们或想借道京津大运河的残段，但那河道时断时续，淤塞处蔓草丛生，废弃的闸门如同巨大的朽骨。渡淮更是险阻重重，宽阔的河面下暗流涌动，沙洲迁徙不定，渡口时隐时现。最终，他们不得不绕行更远的响水丘陵地带，沿着不知名的溪涧和灌溉渠系迂回前进。这些路径如同大地上隐秘的毛细血管，脆弱而多变。抵达那些五十服之外的城市需要经过至少七代信使的接力，直至最后一任信使携着被流年染黄的信札，给城市带来早已逝去的年代里老掉牙的陈腐旧闻，——有时，他们只能向着一片瓦砾宣读来自首都的神圣通告，一百年前被洪水、台风或火山所抹去的的过往已成遥远历史。在他身后，来自首都的新一位使者刚刚启程。 泗州人就是这样对待我们的过去的，这样的孜孜矻矻而又漠不关心。闸口小学里的小学生背诵着宋元明清、魏晋齐梁、商周秦汉、隋唐虞夏一直到赵钱孙李——这个单子年年都在更新，而且和我当初花了一年背的版本的早就不一样了。教育家专门辟了泗州历史这一章节，以鼓励泗州人牢记历史，属实感天动地——虽然其中并没有泗州近代史的记载，其大部分篇幅聚焦在五万年前光辉灿烂的青莲岗文化，详细描述了出土的陶罐纹饰、磨制石器的种类以及原始聚落的布局，五万年太近，五十年太远。在泗州师范学院里确有一帮民俗学家研究着稀奇古怪的童谣、五花八门的礼俗，而这帮民俗学家时常要被指指点点：研究那些干什么嘛。毕竟，泗州话的童谣连幼儿园的伢子都能咿咿呀呀哼上几句，红白喜事的流程街坊邻里谁不耳熟能详。是的，那些东西本就由移民们从八方带来，如同随身行李。小股新移民的涌入也不过只是在将泗州人向八个方向拉扯，无根的浮萍自然无需为脱离土地而担惊受怕。 但我相信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泗州的变化永不停息，有轨电车一号线沟通了运河畔的新老城区，建城之初搭起的茅舍被挖机轰鸣着碾入泥浆化作地层的一部分，语音在流变，水位在抬高，土地在下陷，五十年后泗州人会逐渐想起来自首都的书本里出现过的“田野调查”之类的怪词，开始用录音机和摄像头捞起仍未被河水淘洗干净的渣滓，让这一次的泗州的虚像凝结在工尺谱与国际音标中。留给泗州的时间很长，无论何时都为时未晚。我们确实铭记着历史，我们也确实传承着记忆，没有什么东西被忘记了，没有什么东西被落下了。 我不敢妄下断论说在全国五万个县情况都是像泗州这样，曾闻，在那黑龙江以北的漠河，一年之中只有六十天的白昼，人们夜伏昼出，修筑了堪比地宫的粮仓；在那远在波利尼西亚的海口，台风每年都会光顾，人们建房时不得不在天花板上开门、在地板上凿窗，以期被台风掀翻后能派上用场。起码，与那些城市相比，泗州是幸运的。 泗州图书馆古籍部的资料终于整理完毕的那一天，我坐在清河商场的天台，于泗州县的最高点眺望，清江路上的车水马龙、淮河上的千帆竞发尽收眼底，心中浮起一丝模糊的释然。不管怎么说，泗州依旧在这里，在清晨洪泽湖畔白头鹎的第一声啼鸣中，在梅雨季节淮河的涨枯中，在收音机里泗州戏的绵长韵尾中，在有轨电车一号线的报站声中。不需要记得过去的雨，也不需要知晓未来的雨，泗州的历史长河上曾翻涌起一个个浪花，但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泗州人终于能够与那段被雨水打湿的朦胧历史挥挥手告别，而当下一次县志编修之际，我们将书写我们的记忆。于是我们向前。于是雨继续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