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业

[[>]] [[module Rate]] [[/>]] 妈死的时候，我21岁。 下了课，学校来人，说是妈单位的同事。五十多算是高寿，他们说，拿洋葱味的帕子假模假样地往眼角抹；老太太没病没灾，这是福气，一颗子弹就把人送走了，干脆利落。那人呢？洋葱皮从眼角滑到脸颊边，什么人？我问遗体呢？恍然大悟似的，洋葱皮又提上去：火化了。令堂的遗体恐怕有传染性危害，不得不先走一步，还请节哀。 我说也好。妈先走的这一步不少，她总是并不乐意去慢两回，就好像买菜不愿意慢于别人地挑发黄的葱；不差今天这么一次，我想。何况差了又能怎么样呢？基金会想来就是这样的，总是差点什么，而为了补这个“差点什么”，大家走的就早，合该是把剩的那些填补进去了。 ——那葬礼呢？能不能办葬礼？ 洋葱皮皱皱巴巴地从眼尾拿下来，又擦一擦额头，一口气叹得全身的精气神都要流出去，眉头拱起来，像一座形状不太美观的山丘。不这么叹气，好像不足以描述人的苦痛似的：恐怕也不太合适，为了执行任务，老太太三年前已经销户了。站点倒会吊唁，但为保密起见，也不大方便公开姓名。您还是等等吧，等十五个工作日，我们把遗体处理好，您好歹能把骨灰领回去。都是基金会的，您体谅体谅吧？保密权限内的遗物也会一并归还，好歹能见着东西啊。 我懂了。这就像是家贫仍然贷了款，旧债没还而欠了新的；所谓“保护常态”的大事没做好，把自己全副身家搭进去，那也没人能有话说。她走得不算早，好歹还剩下个我呢！至于为什么是妈来还这笔债，一个组织离了人必定做不了什么；如若不是一具空壳，账自然也就摊在每个人头上了。具体对不对吧，大致是对的，学校就是这么教我的。 我就说行，劳烦。等过了三个周，去领了骨灰，再见到妈，我那妈就已经在一个巴掌大的小铅盒里躺着了。 铅盒是防辐射的，她有辐射。这使我并不敢把妈多么贴身放着，尽管也没什么别的方式带妈回去；挑个扁担也至多拿开一米来远，何况我也没有扁担，只能往兜里一揣，怕人多，连公交也不敢坐。要是妈还活着，她必定会称赞我做得对，基金会的员工就是要为了常态的稳定做出小小的自我牺牲；夸着夸着情绪又低下来，眼睑忍不住垂着，又尽力睁开，虽说是喃喃自语，可总要被别人听到，起码我是一个字都没漏过：但为什么要我和我的孩子牺牲呢？难道加入基金会其实是有罪的？如此翻个三五回，我就既不敢回应她的夸奖，也不敢安抚她了。现在的妈反而直爽许多：并不管加入基金会有没有罪，单纯地在盒子里辐射。 我带着妈往回走，铅盒贴着衣服，我私心里觉得是烫的。 只若是辐射，其实也不算什么。要不是我的学业还未结业，我迟早有一天也得像妈这样拿全副身家来还债，像妈这样躺在小盒子里自顾自地辐射。甚至于我要还的还比妈要多：吃，穿，俱是基金会的；念书，念的基金会的学校；决不会出岔子的，以后也在基金会就职，拿基金会的钱。人生像一条铺了铁轨的路，你要是上了轨呢，那就改不了道了；硬改也可以，轰一下，不外乎车毁人亡，都死了算好的。我不想车毁人亡，所以妈带我规规矩矩从基金会的初中念到大学，我一声没吭；倒是妈，越来越觉得这不是条好路。这话也没错，刚上路的时候能知道什么呢？等知道了，也下不了车了。 她只能出任务，为了给我拖延一些时间。偶尔回来一次，总是抱着我哭；她其实不常哭，但也不常回来，在我记忆里就变成总是抱着我哭了。“总是”是对比出来的。 其实如果这么说，妈生前也很能“辐射”。她往往能把她的情绪“辐射”给我，给我留下一点被辐射的徽章。从我小时候她就这样；我是她一手带大的。她是个伟大的女人，我得说；她一手把我带大，另一只手维护着站点的安全，维护着常态和异常的平衡、工作和家庭的平衡、真实与虚假的平衡，在站点累了一天，回来也还是很高兴。她做事特别积极，觉得这是为人类做贡献呢！她把她单位的事编成故事告诉我，我再告诉同学；这让我在小学时总能有很高的人气，觉得妈妈是英雄，孩子就是小英雄。她把她的气派都辐射给了我了；我在基金会念到大学，最结实的底子就是那时候打下来的。 多好的生活呀！我现在也忘不了那时候的日子。一群同学围着我，有吹捧的，有不敢相信的，也有发誓要压过我一头而最终没有成功的。我最得意的时光发生在小学时期；后来为什么不能得意，并不是妈不在基金会做了，而是高年级的小学生开始知道真假，不能那么继续随意瞎扯。我记得，五年级的家长会，妈没来；妈去执行任务了，我后来才知道的。爸，没这个人，从一开始就没有；只剩我孤零零地坐着。老师问我家长怎么不到，家里人什么职业啊？我不能说是特工。我没法继续得意了。 你们知道的，小孩的嘴很碎，兼还会个人加工，他们能把城东的野草吹到城西去变成麦田；小孩的记忆往往也很好，证据就是我现在还在说当时的事，我连他们的名字都记得呢。我从那天开始变成只会吹牛的小孩，而妈变成石菖蒲的保安；她只能当保安，因为她不能明明白白地在大街上摆一个特工出来，而枪也必须是模型的。结了任务，她回家问我这两天发生了什么事；我不想告诉她，我的嘴不让我告诉她，我哭了。 哭没用。我一开始就知道。但妈也抱着我哭，我又觉得哭可能是有点用处的。她的悲伤似乎并不止于孩子被人以言语污蔑，我说不清楚；她那么惶恐，那么后怕，紧紧地抱着我，像能用手把我箍成两节，再揉进身体里似的。哭了好一阵子，她才抬起头来看着我，眼里还含着泪，眼红着，刘海被蹭得乱七八糟，像红土崖上的鸟窝。一张嘴，崖上就自然流出两条清溪下来：我要是不在了，你该怎么办呢？ 我并不明白“不在了”是什么意思。但她把她的惶恐、担忧、后怕全都辐射给了我，而我一向以为妈是我最结实的港湾；现在港湾恐怕要塌了，我哭问她：妈，你不要我了吗？ 妈不说话，清溪变成小河。她明明白白地看见了问题，却不知道解法，不知道该怎么把自己的孩子摘出去。她那时候还是个少女呢！——我不是说年龄或容貌上的少女，她还有爱，还有活力，还那么信任自己神圣的工作，这一切都是少女身份的证明。如果不是对基金会的信任，她才不会落到今天呢！那么哭了一阵子，她又垂下头来，鸟窝被挤扁了，额头碰额头地问我：妈妈带你去妈妈单位的学校好不好？那边的同学都知道，你不是吹牛。 我知道这是个借口，但我从小听他们的故事长大，我自以为知道基金会是个正义、坚韧、搭得上我学过的任何好词的组织，所以我答应了。初中我就进了基金会的学校，寄宿；妈呢，送我到学校一趟，转头又出门了。 我不怨她，我现在知道她在和所谓的异常作斗争，有时也和坏人作斗争；老师教我们这是值得自豪的事，但妈不像我小学时候那么高兴。她的脸开始染上一些疲惫，为了保持笑容，两颊和眉梢的肉都得费些力气；这力气通常不大够用，实际舒展一对眉毛并不比抱我起来悠两圈要用的力更多。她那天升了职，我记得；我问她那你以后要打混沌分裂者吗？妈脸上裂开一个很难看的笑：能不打当然不打最好，你说是不是？ 我思索了一会儿。我觉得还是打一架比较帅气，于是没有对这句话表示认同。 妈笑得更难看了。过了一会儿，她告诉我：站点出人命了。你说，他们不怕犯法吗？ 没有接触过死的孩子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人会死，我当然也没想过妈工作里还有“死”这码事。我后来想起来，妈大概是从那天开始学会杀人的，也是从那天开始失去了那份少女的神圣的信任；法，自然有，但基金会的法又是另一回事。我当时并不懂外面有什么法，但我认为基金会总是对的：可你不是维护了帷幕吗？ 妈不说话了。下一次检查作业的时候，她告诉我以后不要当外勤。 有一段时间我以为我选中学是最开始的那截铁轨，但后来我想了想，妈去了基金会才是始发站的站台。她是武装人员，一开始是驻站安保，我上中学那时候是外勤特工；她得全心地信任基金会才会给这么个组织做事，越信任，做得越多，越容易死，越得提前为我考虑。如果她没有在我小学时候接下那个可能差点去死的任务，她不会想到我作为一个孤儿的可能的未来，也就不会让我去上基金会的寄宿学校；而如果我没有上基金会的寄宿学校，我现在就不会吃、穿、拿基金会的钱。她很清楚这件事；她清楚地把我既定了的道路的罪责揽在自己身上，每次都透过我的校服看到我未来的制服，每次都抱着我哭。 她不能当一个诚实的人，当然的。我也不能当一个诚实的人；她也不能当一个道德高尚的人，除非她认可基金会的道德更远胜于她的道德。她撒谎，伤人，把同为人而不为人的存在从没有底的楼梯上推下去；她自觉她是有罪的。 我已经驶进了这条铁轨。她觉出我的未来也是有罪的。 上高中的时候，妈出任务的时间已经远超过在家里待着的时日。教育我的总是学校，而妈在后面跟着；我先从基金会学会了守护常态的必要之恶，妈再告诉我一个人应该如何做一个恰当的人。我往往只听学校的，而不听妈说一句话；是啊！有什么用呢？我们做这么崇高的事业，人们自然是要做出一定的牺牲。她明白我的理想，我实实在在地走她走过的路，而她只是先我一步，又回过头来接我；我的地基甚至比她打得更牢！ 她每每便落泪了，知道自己已经把孩子带上了一条绝路；可这条绝路初看起来是那么的生机勃勃。 高中念了两年，妈知道事已成定局，对学校的事也松了口。她不再教我如何做人了，尽管她也并不乐意就叫孩子去做那些“必要之恶”；无外乎谁的孩子，总归都是孩子，都得是纯洁的。她开始给我攒钱，争着出任务，一年到头见不到几次；好的是人好歹都活着。等见了面，她总是踟蹰两步，抬手想抱我，又不敢；抬着眉毛想仔细打量，眼睛又被闪了似的。我在她面前活像个发光的新铜像，既不能看，也不能碰；待凉透了，方才一把搂上来，眼泪像是决了堤的河。我不敢说话，我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她；我试着把我在学校的好成绩告诉她，妈哭得更厉害了。她说妈有罪呀！妈让你走这么难走的路！ 我还能说什么呢？我不敢说话，我只能抱她，手环过来够得到另一手的手肘，每一次妈都比前次见面显得瘦弱。 我自那时知道安慰妈是没有用的，我们在意的恐怕不是一个东西；但妈到底在意什么，一直到现在，妈躺在盒子里，我都弄不明白，都觉得像是一个妈妈看不到孩子长大，自个儿在那儿自顾自讲究。我并不能说这讲究不好，她的确把我讲究大了，甚至还把自己讲究没了；我不能不说自己在其中有一份过错。如果我们能统一一些，好歹在意上同一样东西，让妈少哭几场，不用这么着急去执行任务，没准妈就不用死；何况妈五十多岁，外勤退休不能再更晚了，她早该回家享福了。我知道她为什么一直没退休，她为了让我能有钱读大学；能考上研就能做研究员，只念到高中就得在站点做体力活。 她不想让我做那些体力活，就算是从安保往上走，她也亲自作证了，这条路不大行得通。她说科研人员自由一些，别人的罪落不到自己头上；而且再读四年，妈说，妈再替你撑四年。干干净净地学点东西多好？学生有个学生模样，别老给小站点打黑工。 我无所谓。我不讲究罪啊责啊的，都是守护常态，没有什么高低分别。但能往上读自然是好的，这我也知道；能坐办公室，待遇自然比四处乱跑的要高。我答应了，我没吭声，我只顾一心念书，顺着基金会的方向走；以前妈还会跟在后面说两句，现在妈也不吭声了。 我在路上摸摸铅盒。妈用拴在上面的铭牌摸摸我。 等回了家，我一看，妈没法办葬礼。法律上没这么个人；回老家吧，礼法上也没有，原因是上次三舅姥去世，我妈没在，还在混分的地盘飘着呢。没办法，我又揣着妈回了宿舍，在书桌上单找了个地方；每天写作业，没写好的放一摞，写好的合出成绩了的课堂小测另放妈那边，也算供着。不管是不是封建迷信吧，我信这个，基金会有许多鬼，也有不少外来的幽灵；妈也的确不负我的思念，让我梦到过许多次，只是每次都不甚高兴，兴许是觉得我学得太累了。我没法不好好学，妈就是为了让我上学才这么拼命的；但我又觉得妈可能不那么得意我这么上学，我以前考得好了，她也并没有显得更开心。 她说她让我走这条路是有罪的。有什么罪呢？我不懂。我把卷子收起来，觉得有些事可能要等我真正走上这条路才能明白。 毕了业，我被分到隔壁市的站点在职读研。站点不那么大，胜在务实；导师，在学术界没什么名气，干起实事来可真有名声。进站先讲学术道德规范：作报告的十五条，研究动物的二十条，拿人当材料的要三十三条，一一讲清楚；此外并不需要如何多做记录，因为这些都是穷讲究的东西，好像一张烧饼上需得有多少芝麻粒，严格遵守这些就做不好研究。对新学生，导师自有一套他的道理：异常害起人来并不因为你遵守道德而更慢一些，这是基金会的必要之恶；为了守护常态，应当有东西——有人——为此牺牲。 我跟着导师熟悉站点。一共十三个异常，其中五个K级，一年突破两次收容。一次收容失效3%的死亡率，我知道了，妈死了就是为此做的牺牲。 这牺牲是正当的，是光明的，是伟大的。他们的死，或者别的什么，并不是为了自己能有什么私人的收获，而是为了常态，为了帷幕，为了一个更崇高的目标。导师知道我的家庭背景，他安抚我，二十年的保密协议，焉知令堂没有执行过什么关乎人类存亡的任务？如今好好工作，好好研究异常，也算是子承母业，难道不比那些新招进来的员工有方向得多。不管科研岗和外勤特工有多大差别吧，我拿着书上了岗，这个业反正是承了；我终于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基金会人，准备走一走这条“有罪的路”，有能力打探一下妈生前的想法了。那天晚上我又梦见了妈，年轻的，少女般的；站里的安保大多和少女时候的妈同样，一股神圣的信任的神气，我知道她看着我呢。 新来的人不出意外，一概打杂；我的日常工作除了继续念书，就是端茶倒水、收拾东西，兼之帮导师跑腿，办手续。重要的决策自然要导师来；而为了这不能不正确的重要决策，他就必须吃、睡俱满足心意，杯子里再沏上一杯浓茶，闲暇之余还需保持一定的娱乐时间以放松。能做出重要决策之人的精力更是至关重要，这使得他不至于因困倦或烦躁而做出危害人类（哪怕只有一小群）的错误选择。我，为了维护导师精力而打的杂，自然也是至关重要的。这是我初入职场而做的小小牺牲；不过我并不在乎这些，它让我能看到的比我想的要多得多。 这牺牲使我熟识了许多安保和驻站特勤。我乐于结识这些安保，他们总让我想起妈年轻的时候。其中一个，我叫他小张吧，比我大两岁，大约和妈刚进基金会的时候差不多；我特别喜欢他。有一次我问他，你来基金会是为了什么？他拿着酒——下了班，允许喝一点小酒——说，其实他老家被异常炸了，就在楼底下那个。如果自己多付出一些，就能让更少的人受到同样的伤害，那也算是好事，是不是？我说是。小张问你呢？ 我说我妈就是基金会的外勤特工。小张说真好。 他是真羡慕妈能做那些“帮助别人”的任务，我看得出来，但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外勤也有脏活。当然了，这个“脏”也并不能一概而论；虽说是在帷幕内的阴影里，灰是灰了点，拯救世界又怎么算脏呢？但总有人更干净，妈可能就是那个更干净的。 后来待的时间长了，导师叫我进组，进了组就要接触异常。每年照例供几个D级，叫我给赶上了。我对D级没什么概念：它们是被归在实验器材里的玩意儿，我知道是人，可我不能拿它们当人；我也试着按照长得规整一点的实验动物去理解，进了收容间，照例只有头发，穿着衣服，两条腿走路。总之它们是个蛮复杂的东西，你知道的，好歹和自个儿一个形状呢；我奉旨去领人。小张跟着。安保的意义可能在于免得让D级逃跑，也可能在于免得让我逃跑，我不知道；总之荷枪实弹的，把橘黄色的实验动物给领出来了。好吧，我真难摸着良心这么说，它们明明白白就是我的同类；但现在明摆着要比所有人低好几个等级，以至于要顶着枪口，去喂——用自己——一头不那么受我们控制的怪兽。我那时候大概表情不太好看吧，我猜；小张问我：你刚来，不适应吧？ 我点点头。 小张挥挥手：这是必要的收容措施，必要的。要少了这么几条命，咱们整个站可就搭进去了。 我又想到导师说的必要之恶，和应当有人为此牺牲。直接的战斗和拖延时间的牺牲仿佛又不一样，后者仿佛只要有一个够聪明的脑子，总有办法能避免似的。所有人都想当这个够聪明的脑子，基金会就是干这个的；但很显然，所有人的脑子单拎出来都不大够用。把脑子们搭到一起是个不错的主意，另有办法就是足够的时间；导师不乐意依靠足够的时间。他很有他的理由，现在只收容了一只，万一外面还有别的同类呢？何况单论这一只，万一哪天突破收容了呢？是以怎么把东西彻底控制起来、最好变成珍稀动物严格地保护起来就变成了一件迫在眉睫的事，脑子们，连我这个小小的二级研究员的脑子也都变成了珍贵的资源。进了组不久，连我也有正经的活干了。 搞研究是不避讳实践的，只有实践才能得出真知。导师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尤其是单独告诫我：不要怕用实验动物！大胆放手去做，要是有需要，我一定会批准的！ 站点其实没多少实验动物，多的是可以重复使用的D级。我老不爱用这些D级。一来它们长得像人——我不能说它们是人，不然一定要挨批评；二来重复使用，总带着伤回去，我不爱看。妈到底教我许多年，她也不乐意让我看这些东西。可以缓缓地用实验鼠甚至克隆肉块做的测试，为何一定要用人——用类人呢？于是我的进度就老是慢，导师老是操心。他有一次劝我，大胆做！这是为了人类的安危，有什么不可牺牲的呢？这是正当的！我不明白。学术道德规范里对取用D级有严格的要求，和导师讲的不大相同；导师苦口婆心：用小鼠怎么能精准地反映出对人类的伤害呢？克隆肉块更别提了。直接用D级做，结果多精准。这不是已经确认一次精神影响的范围了吗？这就是大突破！用肉块，肉块有大脑吗？ 好像倒也没错，虽然确认一次精神影响的范围不是最必要的。我领了导师的教诲，决心回去仔细体悟几天；妈在工位桌面上看着。我知道妈要是活着必定又说她有罪，指不定也说我有罪；但她现在在盒子里，那就不必多说了。杀人因在不同场合对不同对象而有分别，D级又不算人，我也许的确该接受这一指教？又或者，导师其实颇有天赋，已经梦见了两个月之后火烧眉毛的一场突破收容？思索因职位和时间的紧迫而变得有了倾向性，何况看导师意见，我应当如此，看进度，我也的确不占优先。我知道我必须得做出选择了。 第一次自己申请D级的那天，我记得是个阴天，冷。我想找妈，妈在空调风口，也是凉的。这倒也不难原谅，毕竟是独立带项目，就算送只狗进去，我恐怕也得转悠两天，睡不安心；何况是D级呢。那说实话并不是什么有必要的项目，什么好方向值得二级研究员独立扛活？但我还是申了，导师说我得攒攒经验，要不然没法真正帮他干活。帮不到维持帷幕的研究都是没有意义的，他没直说这么一码事；但话底下埋着这个呢。至于怎么才能帮忙维持帷幕，我资历还太浅，说不上什么话；总归听导师的话就行了。 如此申请了几个D级。有这么几次令我胆战心惊：一是一开始，我没用过活人；好不容易接受了“为了常态的稳定而赎罪”的说法，二是有个D级死了。没听说过赎罪要死的。我是知道这有些是死刑犯，可这不是还有的不是吗？何况这么容易死，有多少D级才够用呢？好在有导师和同事安慰我，这是为科研献身，在基金会是很常见的事，不值得什么。三呢当然是这几个D级死光了，不免让人觉得有些浪费；但后来一看，别人比我还大方，我反而是显得吝啬的那个。这么说吧，我真不适应这站点的环境！打小妈就教我做事、做人，没听说要这么做的。 可再不适应，年头这么一长，也得适应了。时间长了，用D级的好处我也品出来了：的确是快，论文虽不好写，收容措施却精简了许多，小张的巡逻也从一天三次减成一次了。再有，我给基金会做的贡献多了呀！我吃、穿他们这么多年，甭管大小，难道不值得我快快地出一些成果吗？要是妈知道，妈应该是会夸我的，尽管她现在在空调口下面冷着。虽然这样不太照顾实验动物的尊严——照我说，实验动物的尊严也得为常态的稳定让步——但难道让它们在焦虑中等死就是好的吗？总归我是彻底和这个站点合到一处了。后来终于升了职——我得说，这算是解脱，我终于可以教别人去申请D级而不自己动手了——我也有了更高的权限；早年的事也被翻出来，我本来是想找我妈的。这么一找，没找着；反倒是教我找着了小张的老家。原来他老家不是被异常炸的；那是外勤特工干的，正准备就地收容呢。 我想把这事儿告诉小张，没找着。大小有了点职位，我想了想他在哪；好半天才想起来，郊外新发现了未登记的异常，正落在我手上——小张已经被我派出去炸别人的老家了。